“絲綢之路文學”簡稱“絲路文學”，是近年日趨熱絡的概念之一，其研究也逐漸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目前，學界對絲路文學的內涵和外延、具體分類、意義與學科歸屬等方面的理解仍較為模糊，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也常常各行其是，尚未形成有凝聚力的學術場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問題予以探討。

概念：絲路內涵和文學表達的融合

目前絲路文學的概念中，較有代表性的有兩種，一種將絲路文學視為絲綢之路沿線地域的文學，另一種認為絲路文學指題材與絲綢之路有關的文學。

若按第一種概念來理解絲路文學，會有兩個問題。一方面，涵蓋的范圍過大。絲綢之路涉及的地域極廣，僅就陸上絲路而言，東起中國的長安或洛陽，途經河西走廊、中亞、西亞、南亞等廣袤地區，西至歐洲的羅馬帝國，如此廣大地區的文學已接近世界文學的范疇。另一方面，絲路沿線地域的文學并非都與絲綢之路相關，若將其全部納入絲路文學，難以體現這一概念的獨特意義和價值。

若按第二種概念來理解，也有不妥之處。有關絲綢之路的文學題材各式各樣、千差萬別，絲綢之路本身也是一個涵蓋多學科、內蘊極豐富的概念。何謂絲綢之路題材？著實難以把握。這一概念忽略了地域、時間等要素，存在泛化的不足。

因此，在對絲路文學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上，既要凸顯其較之于其他文學概念、范疇的獨特性，體現其創新意義和價值，又要使其在具體研究和創作實踐過程中具備可行性，避免因邊界模糊、歧解過多而難于操作。筆者認為，絲路文學是以絲綢之路的時空背景為依托，展現絲路景觀、表現絲路精神、體現絲路文化交流的中外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具體說來，絲路景觀指絲路沿線的史地文化、宗教藝術、風土人情等；絲路精神指在絲路上奔波往返的商人、使者、僧人等所表現出的開拓精神、開放意識和堅韌品格；絲路文化交流指包括物質、技術、制度、習俗、精神在內的廣義文化交流。

分類：時間、空間和文體的多維視角

從時間上看，絲路文學可分為古代絲路文學和現代絲路文學。有的學者提出還應有前絲路文學，但這種說法并不可取。據考古發現和《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絲綢之路在張騫西行以前已經開通，所謂“鑿空”之說是因為司馬遷受限于其時的認知能力而無法更為深入地認識絲綢之路。另有學者提出“現當代絲路文學”這一概念，筆者認為應以“現代絲路文學”為宜。絲路文學兼顧中外，由于歷史語境的差異，在外國文學的分期慣例中，極少存在“當代”的說法，使用“現當代絲路文學”的概念容易導致中外研究者的溝通障礙。對于古代、現代的時間起止，中外學界也有不同理解，但這已是常識，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加以界定和說明即可。

從空間上看，對應絲綢之路的地理路線，絲路文學可分為草原絲路文學、沙漠絲路文學和海上絲路文學。這種分類方法尤其適用于曾經穿越絲路的僧人、使者和商人留下的作品。例如，元代李志常跟隨丘處機，經草原絲路前往西域，拜謁成吉思汗，其《長春真人西游記》以對草原風光和習俗的描寫見長，可歸入草原絲路文學。唐代玄奘遠赴西域求法，陸路而往、陸路而還，其撰就的《大唐西域記》屬典型的沙漠絲路文學，其中對沙河（今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記述歷來為人所稱道。日本文學家真人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對唐代高僧鑒真六次經海路赴日本傳經送法的曲折歷程進行了生動記述，屬于海上絲路文學。東晉法顯的《法顯傳》既屬于沙漠絲路文學，也屬于海上絲路文學。這是因為法顯行經的路線是陸路而往、海路而還，《法顯傳》不僅是留存下來的第一部陸上絲路見聞錄，而且首次對海洋絲路進行了生動描繪。

從文體上看，絲路文學可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基礎文類。這是對應國內外學術界通行的“四分法”而言，較適宜于對現代作品的歸類。至于神話、史詩這兩類較為復雜和特殊的前文學體裁，則可單列。這種分類方法以文體這一視角對絲路文學進行觀照，打破了時間、空間的界限，便于研究者從各自擅長的領域對這一文學現象進行歸納和總結。但在研究過程中，應注意避免偏于文體自身的分析，忽略了與絲路景觀、絲路精神、絲路文化交流等內涵要素的緊密聯系。例如，對諸多典籍中出現、民間傳說中流行的西王母神話的研究，就不能僅將目光聚焦于一時、一地、一文本，而應對其在絲路各地的產生、流傳和變異情況進行比較觀照。

意義：文學、文化和文化交流

絲路文學的勃興將給絲路沿線的少數民族帶來新的文學和文化發展機遇，有利于少數民族文學發掘自身資源，發揮獨特優勢，鞏固和凸顯在中國文學大家庭中的地位，積極參與世界文學對話和對外文化交流。例如，黑格爾曾認為中國人沒有史詩。事實上，中國少數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史詩作品，如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這些史詩作品在絲路沿線的傳播和變異，是一種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和跨地域的重要現象。若以絲路文學這一學術視角對這些史詩作品加以整合研究，將其作為中國史詩的代表與西方史詩、印度史詩進行平行比較，可以作為反駁“中國人沒有史詩”乃至“西方中心論”的絕佳素材和典型例證。

絲路文學資源的發掘、整理和研究，為中國文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也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實現文心共通和互動交流的新途徑。絲路文學的范疇中，包含大量外國文學在內，其中更有與中國絲路文學具有較深淵源的諸多作品。以《大唐西域記》為例，這部著名的絲路行記曾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文學史上最大的說話集《今昔物語》，也保存了大量印度文學史上書面或口頭流傳的作品，如佛本生故事、鹿王傳說、月兔傳說等，分別成為海上絲路文學交流和陸上絲路文學交流的典范。《大唐西域記》也被用來與西方使徒文學進行平行比較，一為求取佛教真知而踐行絲路的記錄，一為播撒基督信仰而四方奔走的圖繪，二者最為共通之處在于為了信仰而勇于開拓、鍥而不舍、百折不撓的絲路精神。

再現與表現是文學的雙翼，文學又是文化園地中最美的花朵之一。絲路文學一方面再現絲路歷史地理、宗教藝術、民俗風情等，具有珍貴的文獻學價值，助益于絲綢之路研究。另一方面，又以表現絲路精神、致力于文化交流為己任，注重形象和情感，能夠鮮活而生動地喚醒絲路記憶，增強文化認同，引領全方位合作。從文化形態來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祆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等文化均通過絲綢之路進行傳播。從文化區域來看，絲綢之路溝通東亞、西亞、南亞和歐洲四大文化區域。在如此豐厚的人類精神資源中孕育出來、在如此廣袤的文化區域上生長起來的絲路文學，理應而且能夠為促進人類文化交流、實現共同繁榮作出貢獻。

學科：中國文學、東方文學和比較文學

一個新的學術概念出現后，應該為其尋找一個合適的學科歸屬。這既可為其存在提供學理上的論證，也有益于學科的創新發展。綜合來看，中國文學、東方文學和比較文學都是絲路文學的合適歸屬，可根據各自學科特點，對這一文學和文化現象予以闡發研究。

中國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將絲路文學歸入中國文學是自然之事。絲路文學通過系統發掘和整理中國文學中的絲路資源，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對其加以闡釋研究，為中國文學開辟了新的空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它為地處絲路沿線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帶來很好的發展契機，可更好地實現漢民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之間、中原文學與邊疆文學之間的互動，重構中國文學版圖，重寫中國文學史。在此基礎上，絲路文學有利于推動中國文學學科的完善和發展。

絲綢之路在地域上衍及中國、中亞、西亞、南亞、北非等廣大東方地區，在文化上溝通東方三大文化圈。相應地，以更為廣闊的東方視野來觀照絲路文學，將這一殊為重要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歸入東方文學學科，也是合理的。目前的東方文學中，中國文學、印度文學、日本文學、阿拉伯文學等區域文學的研究較為集中，也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但東方文學的總體研究還相對薄弱。絲路文學的興起和發展，恰為東方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切入視角和統一的學術支撐。

絲路文學是典型的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更需要一門具備兼容性和開放性特征的學科來吸納它。在此意義上，比較文學是一個適宜的選擇。正如季羨林所言，“比較文學的研究屬于文化交流的范疇”，中國與異域間的文學和文化關系，既是比較文學的出發點，也是其最終歸宿，而這恰為絲路文學的要義之一。在學科建制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兩個一級學科之下均設有比較文學，這也為中外絲路文學尋找其共同的歸屬掃清了障礙。絲路文學的加入，也必將為比較文學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間，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唐西域記》文學研究”（19BWW02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