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是活躍于大正時代（1912-1926）、昭和時代（1926-1989）戰前戰后、置身于近現代日本文學頂點的作家，他以卓絕的感受性表現了日本人的心靈精髓，給世界各國讀者留下深深的感銘（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除196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大獎，川端曾榮獲頗多文學大獎如1944年的菊池寬獎、1952年的日本藝術院獎、1954年的野間文藝獎、1959年的歌德獎、1960年的藝術文化勛章、1962年的每日出版文化獎等。重新回顧川端康成的文學業績及川端文學的研究史，對于把握20世紀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十分重要。

20世紀初，川端康成跟橫光利一創刊了《文藝時代》雜志，借鑒西方的先鋒派文學創立了日本的“新感覺派”文學，在歐洲的達達主義影響下，在以“藝術革命”為指向的前衛運動觸發下，《文藝時代》與同年6月無產階級文學創刊的《文藝戰線》，形成了昭和文學的兩大潮流。但“新感覺派”文學在日本文壇是一個短暫的文學現象，后期川端更多體現出日本式的唯美主義文學特征，小說富于詩性、抒情性，也有庶民性（淺草物）色彩濃重的作品且有“魔術師”之謂即衍化發展了少女小說等樣式。后期許多作品追求死與流轉中的“日本美”，有些作品將傳統的連歌融合于前衛性，逐漸確立了融合傳統美、魔界、幽玄和妖美的藝術觀或世界觀。他對人間的丑惡、無情、孤獨與絕望有透徹的了解，在此基礎上不懈探求美與愛的轉換，將諸多燦爛的名作留在了文學史中。不過，新感覺派時代的川端康成與其說是小說家不如說是理論家。其種種言說中可以看出，那是哲學、美學或西洋式的東西。其中有克羅齊的形象即“表現即藝術”，也有精神分析學的“自由聯想”。川端康成還對當時日本文壇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自然主義文學訴諸了批判，稱之為過時的客觀主義。他在《文壇的文學論》中呼吁，當今世界追求的是偉大的新的常識即所謂明日的常識，此外新時代的文藝關聯于哲學且須取代舊世的宗教。川端康成主張藝術與哲學結合擔負起宗教的功用。

1930年，川端康成一度加入中村武羅夫等組成的“十三人俱樂部”。俱樂部成員自稱是“藝術派十字軍”。同年11月在《文學時代》發表的《針與玻璃與霧》，據稱受到喬伊斯的影響，采用新心理主義的“意識流”手法。1931年1月和7月，在《改造》雜志發表了相同手法的《水晶幻想》。該作靈活采用了時間、空間無限定的多元性表現，體現了川端康成實驗性作品特定的高度。三島由紀夫說，從“天性”上講，橫光利一和川端康成原本同為“人工”性寫作傾向的作家，但橫光卻在苦斗中不知何時令自己天生的感受性過度接近“知性”或“西歐性”，繼而沉迷于“地獄”和“知性迷惘”中，終于誤讀了自己天賦的才能與氣質；而川端康成的小說《禽獸》，卻被稱作一部“極限接近知性的作品”，他在那里窺測“地獄”，在臨近地獄時適時轉身，遠離了“知性”、“西歐式”和“批評性”卻完整保持了“感受性”，保持了情念、感性、官能的自身的法則。《禽獸》之于川端是一部分水嶺式的作品，川端初次在那樣的作品中直視了“迄今僅憑感覺縱橫裁斷的日本現實、或現實本身赤裸裸全無變化的可怖的形態”，在此意義上這是一部極端重要的作品。有觀點稱，川端康成并非“處事精明”，他“是一個俊敏的批評家，作為批評家比乍一看理性面對重大問題的橫光利一更加優秀”。上述說法，也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定論。

1914年5月25日凌晨2時，與川端康成相依為命的祖父逝世。祖父有志于中國風水學和中藥研究，卻未能實現世間推廣的志向。祖父的喜好與過世對川端的性格形成乃至文學特征都有影響。川端日后的小說《十六歲日記》正是祖父患病臥床期間的日記，其盯盯看人（默然凝視）的習慣據說亦與常年伴隨白內障失明的祖父生活相關。眾所周知，川端亦以間接的方式接受了中國文化多方面的影響，中國文化藝術的因子成為川端文學生成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他說過：“這種精神糧食，除了宋元畫之外是不多見的。”關于川端文學與中國文化藝術的關聯性，國內學者周閱的研究獲得日本學界的充分肯定。

川端康成的文學感受性出類拔萃。1968年10月17日，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以杰出的感受性表現了日本人的心靈精髓，給世界人民以深刻的感銘”。獲獎的作品有《雪國》《千鶴》《古都》《水月》《痣信》等。1968年12月10日，川端康成身著和服正裝、掛著文化勛章出席了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第三天即12日中午兩點10分，在瑞典科學院，川端身著西裝用日文做了獲獎紀念演說《序說——我在美麗的日本》。演說中，川端康成引用了道元、明惠、西行、良寬、一休的和歌詩句，配英語同聲傳譯。川端康成的人生軌跡跨越戰前戰后，反映了那個時代，那些獨白式的系于和歌的作品本身，并未受到時代的思想或世態左右，展現了作家自身的藝術觀或澄澈的詩性。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神奈川縣逗子市的瑪麗娜公寓417室含煤氣管自殺身亡。未留遺書。突然的死給日本國內外帶來巨大沖擊。近期，日本《讀賣新聞》刊出消息，稱日本發現川端康成未經發表的臨終前書簡。書簡是寫給日本女子大學前校長上代田野的，內容涉及世界和平。川端康成是在1972年4月16日自殺離世，而給上代的信落款是1972年3月29日。相隔僅兩周余。兩人當時皆為日本“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員會”成員。兩人同時受美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賽珍珠（珀爾·塞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1973）的委托，即希望二者推薦其競獲諾貝爾和平獎。信函內容，正是川端康成為此與上代校長商量。川端康成表示，自己能否寫出推薦信有些猶豫，但參加活動義不容辭。當時的川端康成剛住院做了盲腸手術。他同時強調了年齡和健康的原因，認為自己沒資格寫那樣的推薦信。日本學界重視資料和事實，這樣新的發現值得慶賀。 發現未發表書簡并參與調查的是和洋女子大學綜合研究機構的深澤晴美主任研究員。她說此書簡是“川端臨終前的重要資料，與上代的交流呈示了川端康成關注的世界和平”。

在川端康成的創作生涯中，死是他恒久關注、思考的一大主題。幼年時代即體驗了近親之死。有觀點認為關聯于佛經的思考。并非將東方古典佛經當作宗教訓誡，而是當作言說東方文學幻想的“世界最大的文學”。旅日學者李哲權教授認為在此背景下，川端心目中的死與海德格爾、黑格爾、巴塔耶、阿甘本、福柯等巨人矚目的死同質。川端康成涉及死亡的作品有《葬禮名人》《祖母》《十六歲日記》《孤兒感情》《千鶴》《抒情歌》《禽獸》等。惺惺相惜的三島由紀夫不惜贊美之辭。他說死亡之于川端康成，并非畫上終止符的終結現象，而是巴塔耶所謂的無限時間永遠不可能接近。那是超越生物學的生而永遠循環反復的植物性的生，是被約定再生的永劫回歸之生。所以川端康成完成了《竹取物語》的現代語翻譯 。如同將佛經稱為“世界最大的文學”，他將《竹取物語》贊美為“日本最高的物語”。

川端康成在《文學的自敘傳》中有如下一段話，剖示了川端康成的文學觀：

“我相信東方的古典尤其佛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學。我不將經典當作宗教訓誡，而尊崇為文學的幻想。我十五年前就有一個構思想寫一部‘東方之歌’，寫成白天鵝之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謳歌東方古典的夢幻。（中略）西方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中，也有不畏苦行趨近死亡終得遙望東方者。也許，我也能憑藉幼稚的心歌嬉戲。”

限于篇幅，無法介紹國內關于川端康成的研究與翻譯狀況。最后，擬簡單介紹日本著名文學史論家或著名作家的川端評價，有助于客觀認識文學大家川端康成。評論家伊藤整認為，將丑轉化為美乃川端作品的一大特性。“殘忍的直視看穿了丑的本質，最后必然抓住一片澄澈的美，必須向著丑惡復仇。”他說這是川端的“力量所在”，川端康成的兩種特質有時會“在一種表現中重疊”，有時會獲得更大的成功。他說：“在批評家眼中，二者對立無法調和，卻可奇妙融合使二者有機地結為一體。”基于此，伊藤整分析道，“唯有川端氏擁有那種無與倫比的能力抵達真與美交錯的到達點。”川端本人的說法是“無論存有怎樣的弱點 ，持之以恒就會對彼者的安心立命發揮作用。”伊藤整說，“由此可見這位最愛東方經典的作家的心路歷程”，又說川端康成的文學史意義在于，一方面他是“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立、交流中”獲得成功的批評家，一方面“他又脫離了當時的政治文學和娛樂文學兩方面，繼承并拯救了大正文壇創發的體現人性的文學”。

三島由紀夫將川端稱作“溫情義俠”，從不強買強賣推銷善意，對他人不提任何忠告，只是讓人感受“達人”般“孤獨”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同時川端的人生全部都是“旅行”，川端被稱作“永遠的旅人”，川端的文學也反映出川端的人生態度。三島由紀夫在《永遠的旅人——川端康成氏·人與作品》中解說道，松尾芭蕉在幻住庵記中有如下一句“終無能無才一筋相連”，這也是川端康成作品與生活的最終寫照。他說與川端作品的造型細部相比，作品的整體構成最終呈現的是某種造型的放棄，原因是相同的藝術觀和相同的生活態度。三島由紀夫對川端的高度評價是近代作家中唯有川端康成一人“可體味中世文學隱藏的韻味即一種絕望、終結、神秘以及淡淡的情色，他完全將之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三島的評價如雷貫耳，“溫和的俠義之人”川端與偽善無緣。普通人很難達到此般“達人”的境界。川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世無爭且善于社交，所以也被稱作“文壇的總理大臣”。

著名文學史論家中村光夫說，橫光利一體現“陽”屬于“男性文學”，其文學的內在戲劇性，在《機械》中明顯表征為“男性同志的決斗”；而川端康成體現的則是“陰”乃屬“女性文學”。某種意義上，橫光具有積極的“進取性”，終生在不毛之地進行著艱苦的努力，“有人說他迷失了自己的文學”；相比之下，川端學習了“軟體動物的生存智慧”，看似隨波逐流卻成功地把“流動力”降到最小限度。中村光夫認為，川端康成氏作為批評家亦屬一流，因此總能看破文壇動向的實質，繼而在面對時代潮流時顯現為一種逃避的態度，實際上卻尤為切實地耕耘著自己腳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