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

波伏娃與丁玲，雖同為女作家，可一般想來，她們是難有交集的。原因不外是國家有別，相距太遠；從聲望角度考量，波伏娃無論如何也是世界的。在尋常情況下，說波伏娃閱讀并評說丁玲作品，可能性不大（有研究者在文章中，就感嘆丁玲沒有獲得與法國女性作家波伏娃的交集機會）。可事有意外，偏偏波伏娃就讀到并在著述中談及丁玲作品，她們之間，還有彼此到家做客的交往。對于中國讀者，這也算個鮮有耳聞的“新鮮”事了。

外國友人訪華背景

20世紀50年代，建立未久的新中國，除去自身發展，還急切希望獲得其他國家的理解支持。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時任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就盛邀世界各國人士“來看看中國”。不久，東道主北京便接待了來自不同國家共1700余人的多個訪華代表團。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新落成的宴會廳招待外國代表團，加上外交使團的其他人員，竟有2200人之多。這番活動，取得了擴大影響、形成人民間友誼的良好效果。

法國著名思想家、作家薩特及其終身女友，也是思想家、作家的波伏娃，參與了這次訪華。在不長的時間里，他們訪問了中國多個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陽、杭州、廣州……對新中國有了全方位的了解，這也使他們產生出許多不同的感受。

訪問期間，薩特和波伏娃曾遇到“不為人知”的尷尬。雖然在當時的歐美國度，尤其思想文化界，薩特和波伏娃早已名滿天下，但思想及實際距離太過遙遠的中國了解卻極為有限。“除去幾位法國文學專家外”，連他們兩位的名字，中國作家、學者等，都“十分陌生”（波伏娃語）。當時報刊上介紹薩特，說他剛寫了《涅克拉索夫的生平》一書，與他們交談的國人便“禮貌地表達他們對這一書的興趣，然后，我們就得談烹調學……”這種印象存留許久。以致波伏娃后來在記述時還特別強調說：“這種互相的無知甚至比各種政治限制更阻礙我們的交談。”

但是，中方還是盡自己最大努力，希望這些文化人有彼此可以交談的人物。譬如，除去安排了一位姓“蔡”的年輕人為薩特、波伏娃做全程翻譯，還特別請了曾留學法國的女作家陳學昭加以陪同。在北京期間，還分別拜訪了老舍、丁玲等作家。

訪問丁玲

訪問老舍不去說，安排拜訪丁玲，應該說還是有一定考量的。推想起來，丁玲前數年獲得過斯大林文藝獎，想來國際上應該有些名望，她來接待國際上的作家，也算合適；在當年，丁玲是有相當影響的作家，她還是位女性，與波伏娃這位女作家，應該有些可以交談內容的。

可是，當時的丁玲，實在難有方便接待客人的心情。據資料記載，當年8月3日至9月30日，中國作家協會一連召開了十六次黨組擴大會議，商討丁玲的一些所謂問題。陪著薩特、波伏娃一塊去拜訪丁玲的是陳學昭。此外，一位老“延安”，此時是丁玲所在中央文學研究所成員的逯斐也在丁玲家，并一道“同時會見”。

據波伏娃后來的記述：“當我在丁玲家吃午飯時，我注意到她的書桌上有些畫筆，便問她是否畫畫。她笑了笑，沒有回答。”波伏娃是把這當作中國人處事“拘謹”，難于交心的一個例子。這當然與她不了解當時氣氛有關。也許，波伏娃所謂“畫筆”，就是當時許多文人還是用著的毛筆，丁玲大約難于解釋，故此“沒有回答”波伏娃的提問。

在另外一處資料中，還留下了這樣一筆：在接待薩特、波伏娃時，“丁玲好客，在家中設宴款待，特意從萃華樓飯莊叫了一道魚翅宴”。中國人對外國客人真摯程度，波伏娃后來在作品中多有記述。

雖然見面時間短暫，可還是留下了一定印象。后來因為要寫一部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著述，波伏娃閱讀了丁玲的部分作品，還將這些作品的相關內容，引入自己著述，作為解讀中國社會的證據。

透過文學作品看

彼時中國社會

回國后不過一年多時間，波伏娃出版了一部研讀中國，厚達五百多頁的“中國紀行”——《長征》（作家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胡小躍譯，以下引文除特別注明外，采自此譯本）。著述1957年在法國出版，其引證了大量資料、數據，還有作者親身行走獲得的直觀感受印象，這些對當時西方世界還頗為陌生的新中國的介紹，“轟動一時”。這其中，就有對丁玲作品的引述。

由于波伏娃的作品是對于整個中國文化、歷史、工業、農民、家庭諸多問題的研討，在文章選擇上，她較少從文學藝術方面把握（從波伏娃的敘述看，她對中國藝術、文學等品類，評價非常有限），更多是從資料角度著眼。故此，丁玲早期藝術水準較高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夢珂》等并沒有入她的“法眼”，倒是后來記錄“土改”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較多引述，試圖通過其中反映的“土改”情形，表現中國農民的生存及思想心理狀態。因此，引述、評價丁玲這部小說的部分，進入了其著作的“農民”研究一章。

波伏娃從秦始皇之前的中國土地和農業情況談起，對中國傳統的土地擁有者及普通農民的生存進行了簡括地掃視。不多篇幅后，便論及到此前不久開展的農村“土改”。波伏娃的“土改”視野，并不狹窄。大約獲得和閱讀了大量有關背景資料，她甚至引述了列寧的看法：在大地主具有封建色彩而非資本主義色彩的東方國家，農民反對社會某一落后階級的斗爭應該被看做是進步的。“他（列寧）最重要、最新穎的觀點之一，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結成聯盟。”可“毛澤東明白”，在中國，還應該走得更遠。“他（毛）反對陳獨秀，從一九二七年起就強調農民階級應該成為中國的主力軍。在中國，農業改革既是共產黨的首要目標，也是他們用來奪取勝利的工具。”視野寬廣，結論便深刻。

波伏娃在引錄了“土改”的有關條例和政策后，對于它們落實過程發生的情形，給予了認真關注。“改革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領導者利用這一措施來喚醒農民的階級意識。干部已經得到指示，不要消滅壓在他們頭上的地主，而是要讓農民自己來擺脫這種統治……但必須指出的是，農民們仍然害怕，他們已經習慣被動地服從，對地主又恨又怕。”

分析《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波伏娃是思想家，同時是作家，她更愿意用生活的原生狀態，來表現中國農民當時的特別情形。在這里，她試著從丁玲作品的描摹中，給讀者留下具體、鮮活的印象。

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表現了這一矛盾：“裕民（作者按，作品中人物，姓張，領導農民土改的基層干部）明白，老百姓希望得到土地，卻不敢出頭。他們的顧忌很多，要是不把舊勢力打倒，誰也不會積極的……今年春天，他們便選了一個比較軟的來斗爭。侯殿魁（按，書中人物）是個老頭子了，躺在炕上。干部們想，大家該不怕他了，可是結果還是只有幾個積極分子跳腳，出拳頭。農會的干部們在群眾里叫著：‘你們吼呀！一句話！’老百姓也出拳頭了，也跟著吼了，卻都悄悄地拿眼睛看蹲在后面的錢文貴。侯殿魁賠了一百石糧食，只折成四十畝地，分給了二十幾家人。有的人喜歡，有的人地是拿了，心里懷了個鬼胎，連侯家的大門外都不敢走。像侯忠全那老家伙，還悄悄把地又退回去了……”

這是當時“土改”中農民心理和行為的確切描摹。對此，波伏娃繼續引述：“斗爭會是開了，區上還說不錯；可是這臺戲跳進跳出，就這幾個人，張裕民心里是清楚的……春天上級就來過一次‘糾偏’，好些老百姓要殺的人，一送到縣上，關兩個月又送回來了，說要講寬大政策。去年就鬧過火啦！老百姓總還有變天思想，不斗則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不然將來又來個報復，那時可受不了。”這一節反映當時基層干部心態，符合人們遇見這種事時的復雜心理。通過波伏娃這點引述，“土改”初期農民一方的內在心理得以表現，這也是波伏娃希望人們了解的。

接下來，波伏娃再從丁玲作品引錄了農民來到一家主人已經逃跑，剩下女人出來支應的場面：幾個人進院子后，李家女人出來，頭發散亂，眼眶哭紅。來的農民中，“這時不知是誰叫了一聲：‘大嫂！’”農村長期形成的生活環境和彼此交往的狀態，幾乎下意識地顯現。那個女人拿出一個應該是裝有地契之類“紅漆匣子”，俯下身子，送上匣子，“她朝著眾人，連連地叩著頭。又舉著那匣子，眼淚流滿了一臉……”“那群雄赳赳走來的佃戶，這時誰也不說話，望著那個趴在地下的女人，仍舊還當她是金枝玉葉，從來也沒有受過折騰的。想到她平日里的一些小恩小惠，反而有些同情她現在的可憐。沒有人去接那匣子，他們忘記了他們來這里的目的。”

波伏娃自己用這么幾句話銜接文字：“大地主姓李，他從村里逃走了，農民們便說他老婆是地主，但又敬又怕的心理使他們不知所措，于是兩手空空離開了李的家里。”她到底是文學家，所以更注重的不是這場大變革的目的和最終成果，而是人們在變革時的心理活動和實際作為。這應該是著眼點，所以特別選擇了丁玲這樣幾節文字：

“這時只有一個錢文貴（按，一個兒子是解放軍戰士的地主），他站在臺口，牙齒咬著嘴唇，橫著眼睛，他要壓服這些粗人。”

“農民在這種力量底下一貫是低頭的。他們驟然面臨著這個勢力忽然反剪著手站立在他們前面的時候。他們反倒呆了起來，一時不知怎么樣才好。”

“……這時忽然從人叢中跳上去一個漢子……他沖到錢文貴面前罵道：‘你這個害人賊！你把咱村子糟踐得不成。你謀財害命不見血，今天是咱們同你算總賬的日子，算個你死我活，你聽見沒有，你怎么著啦！你還想嚇唬人！不行！這臺上沒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給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錢文貴一推，底下有人響應著他：‘跪下！跪下！’左右兩個民兵一按，錢文貴矮下去了，他規規矩矩地跪著。于是人群的氣焰高起來了，群眾猛然得勢，于是又騷動起來，有一個小孩聲音也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郭富貴跳到前面來，問：‘誰給他戴？誰給他戴，上來！’臺下更是嚷嚷了起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跳上來，拿帽子往他頭上一放，并吐出一口痰去，恨恨地罵道：‘錢文貴，你也有今天！’他跳下去了，有些人跟著他的罵聲笑了起來。”

“這時錢文貴的頭完全低下去了……高的紙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地彎著腰，曲著腿，他已經不再有權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虜，老百姓的囚犯。”

這一節文字相當紀實地把當時場面復原出來。我們今天人讀來還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可以引發我們站在時代角度進行思考。這節文字后，波伏娃用自己的文字接續：“在這之后，農民們的憤怒爆發了，錢文貴遭到了辱罵和拳打腳踢，幸虧民兵干預，否則他連命也保不住。人們沒收了他的土地，但允許他待在兒子家里，他兒子是紅軍戰士。”

對此，波伏娃加以概括：“類似的插曲幾乎在中國所有的鄉村里都發生過。按照反共人士的說法，批斗會是干部發動的，而不是農民們自愿的。丁玲在這部小說中指出，過去的陰影太沉重了，農民們不敢這樣做，但這種愿望是存在的，因失望而變得暴力。干部們只需給農民撐腰，讓他們擺脫恐懼，讓他們看清事實。”

通過小說來研讀現實及歷史，實在是波伏娃看到了我們一批作品解讀政策或運動的特性。文中提到“反共人士”，可以看出，波伏娃有為新中國辯白的意味。

再見丁玲

波伏娃的著述，因為是對整個中國情況的研讀介紹，對丁玲作品的涉及，當然不可能過多。以上節要，幾乎就是全部內容了。但是，除文字外，她們的交往并沒有完結。

1983年4月，應法國政府之邀，中國作家丁玲前往訪問。當年訪問中國時曾經會面過的波伏娃，還專門請丁玲去她家敘舊。她們彼此之間當時談過些什么，現已不得而知，可波伏娃還特別問及另一位陪同過她和薩特的作家陳學昭。

丁玲回國后，來到杭州。盡管當年有“揭露”“一本書主義”的嫌隙，歷經磨難的丁玲似已不放在心上。她仍專程看望了陳學昭。兩人見面，相互擁抱，“彼此都很激動”。

丁玲告知了波伏娃詢問的消息，并希望陳能夠與波伏娃通信。丁玲丈夫陳明寫下了中國駐法使館文化處負責人地址，說寄給他便可以轉給波伏娃。想來波伏娃在西方文化界影響甚大，大使館也希望她能夠與國人有所聯系。

丁玲與波伏娃，是中西兩位頗有影響的女性作家。因為特定時間環境，她們彼此有所交往。波伏娃為向世界介紹新中國，還研讀了丁玲的小說及理論。她的小說評述，雖擱置在“農民”章節，可總體還是恰切、準確的，符合該作品的紀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