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創作的劇作，絕大多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他的四部名劇都收在巴金先生編的“文學叢刊”中：《雷雨》收入第一集，《日出》收入第三集，《原野》收入第五集，《北京人》收入第七集。這些劇作后來都收在該社出版的兩部《曹禺戲劇集》中。

我于1949年考入有名的北京男四中，1959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留校做助教。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算起來將近17年，前10年讀書，后近7年教書，這17年可是在北京買舊書的黃金時代。當時買舊書有四大去處，即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琉璃廠和后來的國子監，舊書店很多，要什么書都能找到。讀中學時，我就喜歡新文學舊書，可惜不太懂。讀大學、當助教時沒多少錢，而且買了也沒地方放。那會兒新文學舊書極便宜，記得魯迅譯著的毛邊書，最貴的一本是《毀滅》，三閑書屋再版本，1.20元；而一套《達夫全集》，北新書局毛邊本，7冊共9元。兩套著名的新文學叢書“文學叢刊”和“良友文學叢書”，整套的我都見過，但當時的我是買不起的。記得是60年代，在東安市場二樓的中國書店機關服務部（我持北師大中文系資料室購書證才能進去）有一套“文學叢刊”。巴金先生用15年時間出齊這套書，共10集160種，中國書店配齊整套出售，定價300元，我知道這套書好，可惜以當時的經濟實力，我著實是買不起的。我的辦法是給自己定一些點，慢慢收集，現在看看，有十來位作家的作品比較齊全，“良友文學叢書”有20來冊，“文學叢刊”則有近40種。曹禺先生的劇作，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收集齊全，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則缺少“文學叢刊”第七集中的《北京人》和第八集中的《艷陽天》（電影劇本），以“文革”后的《北京人》新印本補上。

我所藏《原野》是初版本，版權頁上有“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一——三〇〇〇冊”字樣。這是個珍本，它能糾正后來印本版權頁上的錯誤，也能訂正《民國時期總書目》中著錄的失誤。

那日翻閱張澤賢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聞見錄”系列，見到了一張《原野》“三十六年五月十三版”的版權頁，上面有“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字樣（參見《中國現代文學戲劇版本聞見錄1912—1949》第603頁）。因為“文學叢刊”和兩部《曹禺戲劇集》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所以各劇的版次是接著排的，版權頁上印的出版時間，均為“文學叢刊”初版的時間。如此來看，《原野》第13版（《曹禺戲劇集》第三種）上面印的初版時間是錯的。1936年1月是“文學叢刊”第一集中所收《雷雨》的初版時間，1937年8月《原野》才初版呢！我研究新文學，從來主張講哪個版本去查哪個版本的版權頁，后出各版中所標注的初版時間均為第二手材料，只能參考，不能據以著錄，此又一實例。

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編的《民國時期總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由葉圣陶、呂叔湘作序，胡愈之題寫書名，該是權威的目錄學著作。該書這樣著錄《原野》的初版本：①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初版，1946年5月11版，1949年2月15版（曹禺戲劇集第三種，文學叢刊第五集，巴金主編）；②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8月初版，1943年5月桂1版，1943年9月渝1版（曹禺戲劇集第三冊，文季社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如此著錄，說明三點：第一，當時北圖未收藏《原野》初版本，編目時工作人員也沒見過初版本，他們僅知道《原野》收在“文學叢刊”第五集中。第二，《民國時期總書目》對《原野》的著錄②依據的是文化生活社版第一部《曹禺戲劇集》所收《原野》的某版版權頁，這一版上所印初版時間是正確的。第三，《民國時期總書目》對《原野》的著錄①依據的是文化生活社版第二部《曹禺戲劇集》所收《原野》第11版的版權頁，從這版起《原野》的初版時間就印錯了。前文所引第13版的錯誤與它相同。北圖還藏有《原野》第15版，版權頁上的初版時間沒有改正，也是1936年1月。第15版出版于1949年2月，這也許是上海解放前《原野》的最后一版，因為1951年8月開明書店出版了《曹禺選集》，《原野》收在其中，改動最大。《民國時期總書目》上同時著錄了兩種不同初版時間的《原野》，欠妥，容易引起誤會。讀者會以為有兩個《原野》初版本，其實沒有，只是一個后出版本的版權頁上印錯了初版時間，講版本是不能憑第二手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