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言》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小說，它的發行也是近年少有的全球矚目的文化大事件。

10月31日下午，上海譯文出版社在思南文學之家舉辦了《證言》中文版新書分享會。本書譯者、作家于是，評論家來穎燕，作家趙松來到場和讀者共同分享了對這部新作的讀后感想。 

《使女的故事》發生在基列共和國，一個以神權統治為基礎的國家。環境惡化、生態破壞等原因導致國家生育率暴跌。為了維持人類的繁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集合起來，成為“生育機器”。由于小說最后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三十多年來，讀者們始終在追問關于基列國及其內部運作的細節，以及女主人公的命運發展。對此，阿特伍德表示：“這些疑問都成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而另一部分的靈感來源則是我們正身處其間的這個世界。”

《證言》將時間設置在前作結局十五年后，通過三個不同的女性角色的經歷和視角，撥開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霧，講述了基列國傾覆背后的真相。作為近年來最受矚目的美劇《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說的續集，《證言》一經發布就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大量關注，作家阿特伍德也因此獲得了布克獎。美劇《使女的故事》第一季首播后，立刻成為播出平臺史上觀看人數最多的劇集，并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刷新著同類型劇集的觀看紀錄。

在2017年的艾美獎上，《使女的故事》包攬了五項大獎，目前播出的三季在豆瓣的平均分高達8.8分，第四季已經預定會在2021年上線，《證言》也將被改編為電視劇集。希望兩者間的延續性，以及小說和影劇的聯動效應能給帶給讀者和觀眾更多的驚喜。

細節來自于歷史

阿特伍德寫《使女的故事》時提到，“這本書的細節都來自于歷史。”換句話說，她不是為了寫未來而編造細節，創造一個未來世界，她是基于人類的歷史談論未來。對此，趙松解釋：“人類的特點，歷史感和歷史經驗教訓伴隨曲折的發展，盡管我們不能用進步和樂觀的發展概括這個世界。事實上歷史的藝術還是在的，正是因為有歷史的藝術在，阿特伍德在書的最后留了一絲希望，有拯救的可能性，當然她把拯救的可能性放在女性，她認為女性會成為拯救世界的人。”

楊懿晶覺得，阿特伍德這本書之所以跟今天的讀者產生這么大的共鳴，正是因為作者選擇的材料都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情。阿特伍德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并且重新研讀了自己寫《使女的故事》時參考的材料。另外，阿特伍德的語言有一種悲劇性的詩意，她細致入微，對細節有非常強大的描畫力。而這可能跟她的家庭出身有關系，她的家人都是科學家，她從小在加拿大的叢林里長大，所以她的作品也會體現對科技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反對。

來穎燕認為，“小說就是一種虛構的歷史，呈現出很多本質化的東西。”阿特伍德的初衷在于，恢復那些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的，但我們卻因為習以為常而視而不見的東西。她設定一個奇特的環境，讓這些東西被我們看得到。所以我們可以不單單以回望的角度去看這本書，而是深入去考察，去討論書里提到的問題。

于是談到疫情期間翻譯這本書時，就感覺到這本書其實有在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情。那些我們看似天經地義的日常性的細節，其實都是來之不易得到的。書里講到女性的信用卡被停掉，歸屬權被歸屬到男性直系親屬的名下，她們沒有名字和工作，甚至沒有基本的生活用品，衛生紙、咖啡都沒有。恰逢疫情，看到這些就會想到其實很多日常的東西都來之不易。

不僅僅是女性主義小說

人們在提到《使女的故事》、《證言》時總會談到女性寫作的問題。而來穎燕認為，阿特伍德的很多小說，雖然都是從女性角度來切入，但是她探討的是人類共同的命運。從這個角度，她的作品并不能簡單地劃歸為女性主義小說。“就像很多人把波伏娃的《第二性》搬出來，這是很鮮明的女權主義的著作。很多人說你會這么想是因為你是女人，她會說不，我會這么想是因為它是事實。它的目標性不僅僅在于重塑一些東西，而是從更廣闊的更整體的角度解決一些問題。”

于是在回答讀者問題時解釋，強調《證言》并不僅僅是一個女性主義文本，其實是希望大家關心到女性主義之外的話題。現在每一個人，每一種人都是在遭受著多重身份的壓迫，女性主義只是多重當中的一重，如果把這一重專門提出來就會忽略掉別的問題，就會讓別的問題變成小問題。關于女性主義的問題，在這本書里我們能看到的是男性集權統治的社會對于女性的壓迫。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其他細節，比如莉迪亞嬤嬤，作為男權統治下的女性統治者，她要做出什么樣的犧牲？她為什么會變成壓迫和統治別的女性的人？

每當我們提到女性主義這個標簽的時候，總容易把自己逼到很狹窄的政治路線立場上面。但如果我們按照女性主義該有的范疇的去理解它的話，它應該是非常大的場域，包括女性的身體、女性的工作、女性的家庭觀等等。《證言》里就談到了女性教育的問題，女孩子要學插花、做飯、做女工。但當我們把女性主義標簽貼上去的時候，就可能會給年輕的女孩子誤導，即做這些是不對的。但繡花本身是美的，錯的是用它作為標準去定義女性。

趙松則認為，不僅限于女性主義，并不代表這個不重要。問題不是單一的，所有的問題都是有關聯性的，而不是割裂開的。如果給一本書標簽化，就會導致問題被簡化。來穎燕補充道，“很多時候可以說女性寫作，慎用女性主義。為什么大家很警惕把阿特伍德寫作歸于女性主義寫作身上，因為她探討很多問題：經濟、生態環境的。如果聚焦于女性身份的話，這些問題就漠視掉了。”

寫作是危險的

阿特伍德有專門提到寫作是危險的事情，雖然她是借書中的莉迪亞嬤嬤把這句話說出來，但很可能表達的是自己的心聲。阿特伍德是寫詩出身的，她寫詩的時候加拿大文學一片荒蕪。所以我們稱她為“加拿大文學女王”，不光是在夸贊她的寫作能力，還有她對于加拿大文壇文學界的推動作用。她當時跟一群詩人要振興加拿大文壇，并且積極參加國際交流活動，跟北美、南美的一些作家保持交往。

阿特伍德最初寫《使女的故事》時，有寫見證者文學的意識。這個意識很重要，甚至比她決定寫什么樣的故事更重要。那時候她聽一個南美的女詩人講到，南美的一些大屠殺中暴露的可悲的事情。但這些女性遭遇迫害的事情并沒有被記錄下來，全都淹沒在歷史當中。所以，女性作家要記錄的事實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歷史淹沒掉的那部分。

后來阿特伍德去到聯邦德國，在那邊她想到要寫《使女的故事》。為什么她想寫？也不是她憑空想出來的，她聽說了羅馬尼亞的770法令，了解到羅馬尼亞人口驟減，政府干預生育，就萌生了寫《使女的故事》的想法。所以說阿特伍德跟科幻作家走的路并不相同，她要寫的都是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她由此想到，一個女性的性能力、生育能力變成了資源，變成了資產的話，國家機構、國家機器會變成什么樣的運作？

所以，《使女的故事》其實是基于一些調查才寫出來的，顯然這種寫作是危險的，因為她把很多大家忘掉的事情，假裝不知道的事情挖出來，又塞到了故事里。

當然，說“寫作是危險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寫作是思想的表達，寫作永遠不可能只是講一個故事。如果讀者順著故事當中的思路去思考的話，世界就會變得比較危險。就像《使女的故事》的女主，她受制于命運，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不光光使女受到了壓迫，包括大主教，大主教夫人，這些看似在權力機構上層的人也受到了壓制。所以書里其實講述了一個危險的關于霸權的故事，一個關于人類權力爭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