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中國書系”勾畫出五彩斑斕而意味深長的童年新風景，躍動著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的生命動力——對于兒童及其童年的再發現。

一百年前，冰心的《寄小讀者》以行云流水般“不造作”“不矜持”、清麗典雅的詩化語言，在濃郁的情感與理性哲思中抒寫、歌謳“童心”“母愛”“自然美”，并將其上升到“愛的哲學”，成為我國現代兒童文學史上第一部兒童散文集，滋養了無數少年兒童的心靈世界，它的美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冰心散文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浪漫主義天真純潔的兒童想象，是五四時期現代兒童觀主導下的代表性文本。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們又擁有了這套“童年中國書系”——“清新純美的散文作品”，“帶給讀者澄澈感受的美文”，這可視作對冰心所開創的美文風格的承繼，更難能可貴的是，它也以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的藝術創造，勾畫出五彩斑斕而意味深長的童年新風景。在這新的童年風景中，躍動著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的生命動力——對于兒童及其童年的再發現。

兒童文學關乎我們的兒童想象，如何看待兒童，賦予童年何種意義，無疑會影響兒童文學的主題意蘊和藝術表達。因此，反思兒童文學中的現代童年觀念，對于兒童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極為重要。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于1980年代末開始聚焦兒童觀問題，而且對童年的思考逐漸超越心理學意義上的“年齡特點”，融合了哲學、美學、文化學等多學科視野，這也為兒童文學的現代性反思奠定了理論基礎。

現代兒童文學的前提假設：兒童/成人具有本質差異

通常認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軔于五四時期，它與現代兒童觀的確立密不可分。現代兒童觀的核心在于：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成人不僅要把兒童當作完全的個人，而且要把兒童當作“兒童”，尊重其特有的身心需要，包括文學需要。這不但顛覆了傳統社會“父為子綱”的兒童觀，也奠定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基調。

兒童的發現者們致力于把兒童與成人相分離，使童年越來越遠離成年，確保兒童待在“適合”他們的地方，做“適合”他們的事，包括讀“適合”他們的文學。同樣，現代兒童文學也參與了表現、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劇成人與兒童“二分”的話語實踐。

可以說，當成人發明出“兒童文學”這個概念時，就意味著它是區別于“成人文學”的，而區別就在于其“兒童性”。雖然兒童文學也是文學，但當且僅當文學同時對兒童性有足夠的理解和表現時，它才成其為兒童文學。在現代性話語體系中，無論“兒童性”的內涵如何定義，都必然是迥異于“成人性”的，二者的“異質性”構成現代兒童文學的理論前提。

兒童文學的現代性隱憂：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然而，片面強調兒童與成人的差異而忽視共性，可能造成兩種文學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尤其在商業文化的裹挾之下，兒童文學對出版者、購買者、評論者等成人消費者所持兒童假設的刻意迎合與強化，極可能導致童年書寫的單薄、失真以及同質化。

若將二者的差異性推向極端，還可能制造出成人/兒童兩個界限分明的閱讀世界，使得兒童文學成為極具特殊性的文學類型，而且兒童文學內部也將不斷分化出次級的特殊類型。這種差異是從程度到性質的不同，從而使階段之間的過渡成為一個問題，由此導致我們必須去研究各種“銜接”，各種“橋梁”式的閱讀。這就意味著在孩子的閱讀中設立起越來越多的隔斷，更加有年齡的針對性，也就更加有年齡的限定性。悖論的是，逐漸分層細化的兒童文學在強調尊重差異的同時，卻可能使孩子們變得越來越相同。因為他們與同齡人在閱讀相同的內容，而且會隨年齡增長去重復年長兒童的閱讀軌跡。

當兒童文學被劃歸到兒童閱讀的專屬領地，它通過從內容到形式的獨特媒介代碼，將兒童與成人隔離在彼此的閱讀場景之外，從而可能把兒童文學變成“兒童唯一能閱讀”的文學以及通常“只有兒童才閱讀”的文學。

前者表明兒童沒有能力閱讀“復雜深刻”的文學，后者意味著兒童文學簡單貧乏無法吸引成人。當我們以尊重兒童性的名義，把幾千字的經典文本刪改成幾百字講給孩子，兒童的閱讀會是怎樣的一種貧乏？此類兒童文學的“弱智化”和經典兒童文學的“非經典化”現象，難道與我們過度強調兒童區別于成人的幼稚、非理性、脆弱、無知等所謂“本質特點”無關嗎？

有關現代兒童文學的話語總是以它不同于成人文學為前提，兒童文學在不斷建構和維護一個有差異、有界限的合法化身份時，經常是通過與成人文學相比較來作為立論的基礎。或者說，兒童文學的存在和本質依賴于成人文學來確立，但成人文學卻從不依賴兒童文學來界定自身。從這個意義上講，兒童文學既是獨立的又是依賴的。它越是強調自身的差異性，就越是無法擺脫對成人文學的依賴關系。

兒童文學的生命力所在：尊重差異也認同共性

對于創作而言，以這樣的對立來想象兒童及其童年，就可能在作品中將兒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來突出兒童與成人的差異性而拒斥共性與互融，無論是以成人的睿智理性來映襯兒童的幼稚無知，還是丑化教師與父母形象而凸顯兒童形象的美好，最終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偽童真”都會大大削弱兒童文學的藝術魅力。我們永遠無法僅僅根據一個孩子的年齡確定適合其閱讀的書，也很難像教科書那樣根據年齡精準創作，但這并不意味著兒童文學作家不應關注“兒童性”，而最理想的狀態大概就如曹文軒老師所說，“孩子就在你的靈魂之中”，不需要刻意遷就。

因此在尊重兒童差異性的同時，我們或許應該接受另一種可能：“不再以兒童的身份捍衛兒童自主和兒童特殊世界的不可侵犯性，而是以人類的身份來捍衛兒童自主。兒童和成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同的世界里。”（《西方兒童史》）進一步融合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將兒童從隔離的“秘密花園”中解放出來，共同來理解、參與、建設這個“美麗新世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現代兒童文學預設的二元對立。超越簡單的對立與封閉，尊重差異，也認同共性，關于生命、死亡、苦難、愛、文明等這些人類大主題才能理直氣壯地延續，以藝術的方式去表現深度與厚度，與孩子分享那些大美、大愛、大智慧，也才能“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曹文軒）。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童年中國書系”顯示出它的獨特意義。它所呈現的童年風景超越了狹隘的童年觀念，以成人的“第二次天真”在“更高的階梯上”升華了童年經驗，童年話語與成年話語交織，建構起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之上的“第三的世界”。它們首先是好的散文，同時又是好的兒童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