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都與高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以高山為主題的傳世佳作比比皆是。杜甫的《望岳》、王維的《鹿柴》、李白的《獨坐敬亭山》、蘇軾的《題西林壁》、王昌齡的《出塞二首》等作品，均從不同的角度入手，或實或虛地使用高山意象，抒發著各自不同的情感，蘊含著豐富的哲理與智慧。在西方詩歌傳統中，威廉·華茲華斯、艾米莉·狄金森、戴·赫·勞倫斯、阿·愛·豪斯曼、斯蒂芬·克萊恩等一干文學家也都曾書寫或想象過形形色色的大山，表達暗示著自己的詩歌訴求。

相較于高山意象，登山這一文學主題也常見諸東西方文豪的筆下。杜甫在《登高》中以秋日在夔州的登山見聞為引，哀嘆著彼時的國家命運與自身境遇，慷慨激昂卻又悲愴傷感。而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也以“登高”為題，生動地刻畫了身居異鄉的游子對家鄉故人的思念之情。除此之外，岑參的《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與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樣，描寫了重陽節登高的景象。但是，與王維不同的是，岑參的詩并非一首思鄉之作，而是對國家時局的擔憂，同時關切了身處動蕩中的普通百姓。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峰》。該詩所表達的情緒與前三首詩截然不同。《登飛來峰》一掃前三者的傾頹之氣，流露出一股朝氣蓬勃的氣息，展現了詩人志在一展抱負的決心。由這些例子可見，中國古代詩人早已將登山主題納入自己的詩行之中，生動地表達著復雜的詩歌情感。

而在英語詩歌中，登山主題成為常見文學題材的時間卻要晚許多。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隨著以威廉·華茲華斯、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約翰·濟慈、雪萊為代表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崛起，登山主題才逐漸進入詩歌文本中，邁入了英語詩歌世界的大門。那么，英國浪漫主義作家筆下的登山描寫又呈現出何種特點？它們所表達的情感和訴求與上文提及的中國傳統詩歌作品有何異同？登山主題又緣何在19世紀才廣泛進入到英語詩歌文學作品中？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妨跟著幾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腳步，與他們一起去爬山，在湖區、峰區和斯諾多尼亞的山巒中體會他們對登山運動的熱情，領悟他們筆下作品對登山、自然、世界乃至生命的思考。

壹

根據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英語與創意寫作學院教授賽門·班布里奇的新書《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所述，登山在19世紀的英國逐漸成為一項大眾娛樂休閑活動，幾乎所有經典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都熱衷于這一項新興運動。以威廉·華茲華斯為例，他出生于英國湖區的小鎮考克茅斯，在四面環山、風景如畫的格拉斯米爾湖畔度過了生命中的大段時光。他曾稱呼自己為“大山的孩子”，是一位“在高地和孤峰上，/在群山和風中”的“漫游者”，并認為這種峰巒疊嶂的環境是培養詩人的最佳場所。在他的長詩《序曲》中，華茲華斯曾詳細地記錄自己自學生時代起的登山經歷，其中既有湖區當地的高山，也包括威爾士的最高峰斯諾登山和歐洲大陸的阿爾卑斯山。甚至在古稀之年，華茲華斯還登上過險峻的赫爾維林峰。同樣在《序曲》中，讀者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華茲華斯對登山運動的熱愛。詩人“猶如一條小魚”，試圖“越過群山之巔”，“氣喘吁吁”而又“滿懷渴望”地登上斯諾登峰，在赫爾維林峰上“緊張地喘著粗氣”，還在山上及膝的“野草”和“光滑巖石間的裂縫中”流連忘返。對于華茲華斯而言，登山活動似乎已不再僅僅是一種休閑娛樂，而在某種程度上寄托了他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試圖革新詩歌創作、找尋新的詩歌形式的嘗試。正如他在詩中寫道，他“意猶未盡地”徜徉在“山間”，徘徊在“石林之中，依舊渴望新形式的組合”。在此，詩人談及的“新形式”有著一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味。當華茲華斯在山中“游弋”時，群山的景致隨著他所處位置的引動而改變，千變萬化，美不勝收。與此同時，“新形式”還暗示了一類新的詩歌創作形式即將孕育而生，拉近了英語詩歌寫作與山水自然風光之間的距離，也預示了一股蓄勢待發的“個人情感”即將在英語詩歌的空間中迸發而出，蓬勃發展。英國詩人拜倫曾對華茲華斯作品中的高山意象做出評論，認為華茲華斯詩歌中的疊嶂山巒更像是一種“情感體驗”，屬于“一個被游蕩身體感知的有形世界”。在這種“情感體驗”中，詩人記敘了流下的汗水、疲乏的肌肉、疼痛的手腳以及身體多個部位的活動，對人體感受進行具身化處理，提升了人在經驗世界和文學領域中的地位和主體性。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英國文豪——柯勒律治也將登山活動納入自己的作品中，使其成為一個文學意象。一些專家曾指出，正是柯勒律治創造了“登山活動”一詞，并把它帶進了文學世界。作為華茲華斯的好友，柯勒律治也身居英國的湖區之中，憑借自己“顫抖的四肢”，涉足了湖區眾多名山險峰。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包圍下，也在“從陡崖上”頻頻“滑下”的過程中，獲得了另一位英國作家約瑟夫·艾迪生所說的“想象力的快感”。雖然柯勒律治在山中的“游蕩”略顯狼狽，但也正是在這般“跌爬滾打”中，他的文筆迎來了“超越經驗的升華和快樂”，逐步朝著“泰然自若、無所畏懼和沉著自信”的方向發展。在他的代表作品《古舟子詠》中，這種“游蕩”于自然界的行為并不難被讀者察覺。作品中，射殺信天翁的老水手與作者柯勒律治一樣，在無盡的苦海中“游蕩”，接受著海水、逆風、烈日等惡劣自然環境的磨礪，并從死亡中獲得重生的啟示。

貳

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作品中對自然的描繪與登山活動的刻畫深刻地影響了后續的一批英國浪漫主義作家。他們中的一些人（例如沃爾特·斯科特等）積極參與到登山活動中，在美麗的自然景色中感悟生命和宇宙，獲得創作靈感。他們中的另一些人（例如雪萊和拜倫）雖然受制于自身身體素質的局限，無法在崇山峻嶺中瀟灑恣意，但他們還是試圖在作品中將自己的形象建構成擅長挑戰高峰的“登山健將”。

例如，雪萊和濟慈在其作品中更多地流露出了一種對于高山乃至自然的崇敬。正如班布里奇教授指出，雪萊的詩歌作品不僅暗示了一些山峰的雄偉和不可征服，而且還點明了登山者在攀登高峰時遇到的困難。

在《勃朗峰》一詩中，當描寫位于阿爾卑斯山脈的勃朗峰時，雪萊刻意忽略了法國登山者帕卡德和其助手巴爾馬特于1876年成功登頂的事實，將勃朗峰比喻為一處不可征服之地。而在雪萊的長詩《尤根尼恩群山雜詠》中，詩人則突出了登山者在攀登過程中的眩暈體驗。在雪萊的另一首長詩《阿拉斯特；或遁世的精靈》中，當詩中主人公爬上“坐落在群上邊緣”的“寂靜的角落”，遠眺“山上盤根錯節，落石散落四處”，詩中說話人隨即說道，“一步，/僅僅是人類的一步，就已打破了/它遁世的寂靜”。而正如雪萊對勃朗峰的描繪一樣，高山是讓人崇敬的，是不可征服甚至是不該征服之處。當登山者登上山頂的那一刻，高山乃至自然的神秘與靜謐隨即被打破。但這對于登山者而言，也許也意味著一種終結。這不僅是一次登山活動的告終，也是自然所蘊含的神秘感以及寂靜狀態的落幕。它也許還預示著登山者對過往生活的告別以及邁入新生活的愿望，同時也包含了宇宙世界邁入一個新紀元的啟示。在雪萊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在高加索的高山上領受著盜火之后的無盡懲罰。但也正是在那里，“愛”最終“從光滑陡峭/而又狹窄的痛苦懸崖邊緣上，涌現/它的翅膀重疊在這個世界上，治愈著它”。

在雪萊的作品中，高山是神秘而又讓人崇敬的，對它的攀登既是對于未知事物的挑戰，也包含了一種改造社會和世界的意志。這種雙重性也與雪萊的生平以及他所秉持的社會理想相似。

叁

與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這兩位湖區居民不同，倫敦人濟慈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并未長時間地居住在群山起伏的區域。但是，這似乎并不妨礙他對于高山和登山運動的特有情感。

正如班布里奇指出，濟慈在1818年曾去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地區進行徒步旅行。在試圖攀登位于湖區的斯基朵峰失敗后，他成功地在蘇格蘭高地登頂了英倫三島的最高峰本內維斯山，并自豪地宣稱自己“登山家”的新身份。濟慈本人認為，他的登山之旅將豐富他的經歷，消除偏見，使他刻意走出書本，在領略自然美景和經歷困難后，拓展自己的詩歌創作疆界，并“是他追求向往生活的序曲”。

濟慈話中提及的“向往生活”實則也是一種詩學理想追求。它與大山一樣，最初被“遮蔽于山間的迷霧之中”，其后隨著詩人的不斷向上沖頂，逐漸浮現在詩人的眼前，并在被征服后，為他提供了一個審視自然和世界的全新視角，如同神話中的繆斯女神一樣，幫助濟慈孕育出了《希臘古甕頌》《秋頌》《夜鶯頌》等一系列傳世之作。從這一角度看，對于濟慈而言，登山活動就像“成熟太陽”釋放出的光和暖，驅散了秋日的“迷霧”，讓他重新認識自己和自己的文學創作。

除了以上所涉及的幾位男性作家以外，以安·拉德克利芙、多蘿西·華茲華斯、莎拉·穆雷、普莉希拉·維克菲爾德、艾倫·葳頓、伊麗莎白·史密斯為代表的一些女性作家也充滿熱情地參與到登山活動中，并且在她們的日記和作品中記錄下了她們對于高山和登山活動的感受、看法和想象。在維多利亞時期，雖然登山早已不屬于男性獨享的休息娛樂方式，位于英格蘭、蘇格蘭高地和威爾士的座座高峰也早已被女性攀登者征服，但是女性作家留下的登山敘述作品數量依舊有限。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拉德克利芙的《斯基朵》和多蘿西·華茲華斯關于自己登頂英國最高峰斯可斐峰的描述。后者被收錄在其兄長威廉·華茲華斯的《湖區指南》中，為更多讀者所知。她們的登山行為與關于她們登山過程的論述不僅反映了登山活動在當時的流行程度，也暗示了當時一些女性對于自己性別身份的思考與挑戰。

放眼當下，又到了一年秋高氣爽、層林盡染、疊翠流金之時，我們不妨和前人一樣，穿上登山靴，拿上登山杖，進入山林，沿著山路不斷向上攀登。在登山的旅程中領略自然的壯麗唯美，感受著自然和人類之間微妙的關聯，并享受登頂后的喜悅和眺望遠方的獎賞。在那里，靜心回顧自己一路而來的歷程，并敞開心扉，在天地間展望未來，許下自己的愿望，暢想自己的抱負。

（作者：黃強，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