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小說家趙樹理逝世50周年。6月23日，以趙樹理名字命名的山西文壇最高獎——趙樹理文學獎頒獎儀式在太原舉行。趙樹理作為“山藥蛋派”文學的創始人，其小說不僅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曾給日本學界和民眾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戰后初期，日本學界帶著對戰爭的悔恨和對中國的負罪意識，產生了一種“文化反省”的思潮。同時，新中國的成立給正處于美軍占領之下的日本社會帶來深刻的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分漢學家為了擺脫西方文明的侵襲，重新樹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開始以新的目光來審視中國新文學，解放區文學由此進入他們的研究視野。對此，漢學家、靜岡大學教授釜屋修曾總結道：“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的性質導致了本國的戰敗。以對這兩者的反省為契機，探討日本再生的各種可能，由此對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文化產生興趣，進而對自己的中國觀、亞洲觀進行反省。文學研究方面也是如此。”當時，他們認為促使日本“反省”的最好教材就是中國解放區的文學作品，而趙樹理小說則被公認為解放區文學的代表。

日本學者關注趙樹理小說，還與戰后日本青年虛無頹靡的思想狀態有關。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不僅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的災難，最終也把本國青年拖入精神荒蕪的泥潭。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家竹內好在《新穎的趙樹理文學》一文中說：“今天的青年中有很多人已經通過切身體驗產生這樣的直覺：依靠西歐式的路徑是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的。”竹內好認為趙樹理小說的特質是：讓人物在完成典型性的同時，與小說背景融為一體，在作為小說背景的社會整體中實現了自我。他希望借助趙樹理作品的這一文學特質反思戰后日本青年的虛無主義、存在主義思潮，在“異質”的中國文學中完成心靈的救贖，重建日本青年的精神家園。他說：“如果僅從政治性需求出發來閱讀中國文學的話，那么從數不清的人民文學作品中選取任何一部來讀都可以。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教材。但是，如果是為了回應青年內心的希求的話，作品就極其有限了。恐怕趙樹理作品就是唯一的選擇了。”竹內好的這一認識獲得了漢學家小野忍、女作家佐多稻子等人的贊同。佐多稻子說，趙樹理的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也好，《登記》也好，看起來就像引導民眾走向新生活的繪圖說明一樣”。

可以看出，日本學者是懷著重新認識中國的愿望、基于日本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譯介趙樹理作品的。

1947年，僑居我國多年的日本女翻譯家伊藤克（筆名蕭蕭），第一個向日本民眾譯介了趙樹理的早期作品。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小野忍、竹內好等人也相繼對趙樹理作品展開譯介和研究工作，最終形成了日譯趙樹理作品的高潮。1952年—1958年，日本翻譯出版了30多種趙樹理作品，其中小說《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至少有5種以上版本。這些譯本出版后，廣受日本人民喜愛。作家杉浦明平曾在《國民文學私論》一文中描述他所見到的一幕：（《李家莊的變遷》）不僅廣大青年喜歡讀，就連六十多歲的農村老太婆和小學生每天晚上都會迫不及待地等著別人給他們一章一章地朗讀這部小說。他進而指出：我們的農民老太婆和少年之所以隨著小說中鐵鎖、冷元、王安福老人等人物的命運變遷而時喜時憂，無非是因為中國農民的形象生動地與他們的生活產生了關聯。顯然，日本民眾通過閱讀趙樹理的小說，感受到其作品中震撼人心的力量，內省的需求得到了滿足。

日本學界在譯介趙樹理小說的同時，也展開了相應的研究工作。1946年8月，鹿地亙發表《中國的新文藝與趙樹理》一文，首次向日本學界推介了趙樹理及其文學成就。作為趙樹理研究的權威學者之一，小野忍在日本是“趙樹理的最好的理解者”，他的論點基本代表和概括了日本漢學界的觀點。

小野忍指出，趙樹理小說的最大特點是“主題的新穎”和“敘述的新鮮感”。關于“主題新穎”這一點，他舉例說，描寫抗戰時期根據地改選村政權和“減租減息”斗爭的小說《李有才板話》，成為“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以土地改革為主題的長篇小說的先鋒”，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小說《三里灣》，則是“中國最早的、以農村集體化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至于“敘述的新鮮感”，他認為趙樹理小說“承繼、發展了中國說唱文學的傳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表現形式。或許可以說，這位作家的最大業績，就是創造出了這種表現形式。”這里的小說“表現形式”，主要指的是“主題的明確化、描寫的單純化、采用民間故事的形式”等創作手法。對于這一點，有部分日本學者認為趙樹理小說過于“簡單”“不夠勁兒”，甚至稱之為“幼稚的人民文學”，小野忍對此給予了駁斥。他指出，認為趙樹理作品過于“簡單”的見解是很淺薄的。因為趙樹理小說的對象是農民，暗示和比喻派不上用場，必須把表達目的明確地提出來。他認為：“在作品形式方面，趙樹理作品即使在今天也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史無前例。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中提出了‘明晰、單純、簡潔’的主張。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的話，趙樹理作品的形式就是以這種主張為樣板呈現出來的。他的某些短篇作品有近似于托爾斯泰民間故事的味道。”

除此之外，小野忍還注意到，趙樹理的小說里充滿著農民豁達灑脫、健康直爽的“笑聲”。這種“笑聲”，指的是農民身上從容、明朗、活潑的樂觀主義精神和特有的幽默感。小野忍認為《李有才板話》中農民李有才編寫的快板，就很好地體現了這種“笑聲”。小野忍認為，對農民身上這種特有的幽默感和樂觀精神的成功塑造，是趙樹理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深受中國民眾歡迎的重要原因。

總的來說，日本的漢學家大多是懷著“對中國革命的祝福”（釜屋修語）來譯介和研究趙樹理小說的，對趙樹理小說的理解是比較到位的。

進入60年代后，隨著日本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趙樹理熱”逐漸走向低潮。但也有一些人不改初衷，堅持著對趙樹理小說的譯介與研究。至今，這樣的學者仍然不乏其人，如牧戶和宏、內藤忠和、加藤三由紀等。

日本學界對趙樹理小說的譯介與研究已走過70余年，資料異常豐富，一篇小文難免掛一漏萬。不過，僅從本篇小文的考察我們也不難發現，趙樹理小說展現著高度的文學表現力，蘊含著深刻的歷史人文價值，是一份珍貴的文學遺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同行的研究成果，相信會引起我國相關專家們進一步的重視，成為我國趙樹理文學研究的重要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