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托爾斯泰逝世110周年，托爾斯泰作品在進入中國的大約120年里，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獨特的文學性吸引了無數中國讀者，其中包括許多著名現當代作家，比如魯迅、瞿秋白、茅盾、郁達夫、巴金、冰心、夏衍、田漢等。而翻譯家草嬰作為托爾斯泰與中國讀者之間的“擺渡人”，二十年間出版十二卷集列夫·托爾斯泰小說譯著，將自己約三分之一的生命獻給了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翻譯事業。

活動現場

10月24日是草嬰先生五周年祭日，當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的“回到文學現場，云游大家故居”系列節目走進草嬰書房，與觀眾一起“云游”翻譯現場。10月25日，以“列夫·托爾斯泰和他的中國知音草嬰”為主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徐振亞，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麗宏，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孫甘露，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立民，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進行了對話。另外，為紀念托爾斯泰與草嬰，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版精裝紀念版《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

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在中國的出版

列夫·托爾斯泰最早進入中國更多地是以思想家的姿態。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受到維新運動的影響，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寄希望于在西洋文明中找到開啟民智、改變發展之道，這是俄羅斯文學進入中國的大背景，也是托爾斯泰進入中國的大背景。

1954年，鮮明反映托爾斯泰社會思考的戲劇《教育的果實》出版，這一系列的其他三部戲劇隨后相繼出版，即《黑暗的勢力》《活尸》《“第一個造酒者”及其他》。這些俄羅斯古典戲劇都有力地表現了俄國貴族地主和被他們掠奪的窮苦農民之間的尖銳矛盾，展示了貴族地主的精神空虛、醉生夢死，以及農民的傷心和悲慘。

最早作為思想家被關注的列夫·托爾斯泰

之后，托爾斯泰的小說創作吸引了廣大中國讀者，他的作品一直是人文社外國文學出版的重點之一。1954年的《哈澤穆拉特》拉開了出版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的序幕。至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托爾斯泰的小說基本補充完畢，分別于1979年、1987年、1995年和1997年以《高加索的俘虜》《舞會以后》《克萊采奏鳴曲》《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選》為名出版。在啟動列夫·托爾斯泰的戲劇和中短篇小說出版工作的同時，他的巔峰之作，即他的三大長篇，也列入了人文社的工作計劃。1956年12月，兩卷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平裝本和精裝本同時出版。1957年，出版了田漢任編劇的《復活》，一個月后，平裝《復活》小說譯本出版，第一版精裝本出版于1992年。1958年12月，董秋斯譯四卷本《戰爭與和平》出版，同時出版平裝本和精裝本。1986年啟動的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中開始采用劉遼逸的《戰爭與和平》譯本。

各種版本的《戰爭與和平》

除了作品，與托爾斯泰相關的重要文學評論也相繼出版。1954年，1959年4月出版的《托爾斯泰評傳》，由蘇聯著名文學研究專家貝奇科夫撰寫，由吳均燮翻譯。1958年5月出版的《藝術論》，這是托爾斯泰對自己的藝術觀的全面總結。

多年的單品積淀的基礎上，人文社于1986—1992年出版了第一套“列夫·托爾斯泰文集”，共十七卷，涉及作家的小說、故事、戲劇、文論、政論、書信、日記。

草嬰先生：以一己之力翻譯列夫·托爾斯泰全部小說

人文社擁有一支能力很強的外國文學編輯隊伍，許多托爾斯泰作品的譯者本身就是社內編輯，比如翻譯了托翁戲劇的蔡方信（筆名“芳信”），翻譯了《戰爭與和平》的劉遼逸，翻譯了《童年 少年 青年》的謝素臺（她還參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譯），翻譯了托翁的兒童故事的陳馥，翻譯了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的蔣路、樓適夷、許磊然，等等。而草嬰先生則因為和托爾斯泰緣分尤其深厚而被關注。

草嬰原名盛峻峰，從15歲開始跟隨上海的俄國僑民學習俄語，后來得到姜椿芳的指引，進入了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大量的翻譯實踐為他成長為一代翻譯大師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礎。草嬰先生的名字進入更多作家和讀者的視野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翻譯了《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受到讀者的歡迎。人文社成立的時候，草嬰在俄語翻譯界已經名聲在外。最初的合作是在1955年，作品是戈爾巴托夫的《頓巴斯》。這部作品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這是當時中國讀者喜歡的一種主要類型。

之后，人文社出版的草嬰譯著主要是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1961—1962年的兩卷本《被開墾的處女地》，2001年的中短篇小說集《一個人的遭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了閱讀俄羅斯文學作品，學習蘇聯作家的寫作技巧也是一股熱潮。1962年，草嬰以及一部文學評論——1962年的《加里寧論文學和藝術》。

草嬰有意識地選擇感情豐沛、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作為翻譯對象。在積累了豐富的翻譯經驗后，上世紀六十年代，草嬰從中短篇小說入手，開始翻譯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并于1964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高加索故事》。從1977年起，草嬰先生開始醞釀翻譯列夫·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計劃。歷經二十年，憑一己之力完成了從俄語直接翻譯列夫·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巨大工程，出版了十二卷集列夫·托爾斯泰小說。

“找一塊墓地，并不是草嬰所喜歡的，與留一座墓碑相比，將他的文學精神流傳下來更重要。”2015年，在草嬰彌留之際，妻子盛天民表示，草嬰的最大心愿是能建一間“草嬰書房”，這里不僅可以存放草嬰畢生收藏的書籍，把它們開放給讀者借閱，還希望可以能成為人們交流思想和學術的沙龍。

現在位于上海烏魯木齊南路178號3號樓的草嬰書房，就是遵從草嬰的遺愿所建成，草嬰書房的陳設尊重草嬰家人的意見，通過“人道主義啟蒙”、“中俄之橋”、“翻譯之道”三部分主題，展示其翻譯生涯的追求。在草嬰書房中，存放了他畢生收藏的書籍并復原其書房場景。

草嬰書房外觀。

“讀草嬰的翻譯感覺像是讀托爾斯泰的俄文原文”

徐振亞介紹，俄國跟中國關系比較近，十九世紀的時候在北京已經有俄語學校了，專門有活動了。作為世界級的文豪托爾斯泰，大概1900年他的名字就出現在中國的雜志上了。“五四”運動前后有相當多的文章介紹他，但基本上都是簡單的介紹，其作品的翻譯很少。他1910年去世的時候，中國有一些先進人士在上海舉辦了悼念活動。

“最早跟托爾斯泰聯系的中國人有兩個，一個是北大教授辜鴻銘，他通過上海領事館跟托爾斯泰聯系、寫信，表示對他的尊敬，而且要翻譯他的書。還有一個是張慶同，他當時在彼得堡，是一個留學生，他寫信給托爾斯泰，表示想把托爾斯泰的作品翻譯過來。后來托爾斯泰給他們都回信了。留學生張慶同，學貫中西、懂很多外文的辜鴻銘，最早起到了橋梁和引導的作用。到后來，潮流涌動，托爾斯泰作品在中國慢慢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勢頭。”徐振亞說。

趙麗宏說他對比了不同的托爾斯泰作品譯本，《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話，周揚的翻譯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草嬰的翻譯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趙麗宏認為，相比之下草嬰的翻譯更準確，讀起來也朗朗上口。“我對比了其他譯本發現，草嬰先生一定是不看別人的譯本的，他完全是讀原著。高莽說讀草嬰的翻譯感覺就像是讀托爾斯泰的俄文原文。”趙麗宏談道。

孫甘露談道：“俄蘇文學開始進入中國的時代，實際上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影響的年代。雖然蘇聯文學的傳入有政治的背景，但是確實對中國百年來的文化、文學、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俄國文學，尤其是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文學，對中國產生那么巨大的影響，我覺得背后有非常復雜的原因，其中有一點，就是跟我們今天講到的這一代翻譯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屠格涅夫、萊蒙托夫、普希金，我都喜歡。”

“我記得好像是托馬斯·曼講過一個典故，解釋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是怎么寫出來的。有一天托馬斯·曼舉辦家庭聚會，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朗讀普希金的作品，忽然托爾斯泰走進來，普希金的作品喚起了他的靈感，于是寫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第一話——‘奧布朗斯基家的一切都亂了套’。 托爾斯泰最初是用這句話開始《安娜·卡列尼娜》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的歷史脈絡，從更長的背景來看，文學永遠不是孤立的，肯定是前后接續，其中的影響當然是非常復雜的。”孫甘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