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清代最大的文學流派，桐城派的研究近年來持續(xù)升溫，而桐城派標志人物姚鼐（1732-1815）更是備受關注。每年都有不少的研究，討論姚鼐的文章藝術與學術成就，而相應的學術專著卻并不多，目前僅有王達敏先生的《姚鼐與乾嘉學派》（2007年）、周中明先生的《姚鼐研究》（2013年）?？上驳氖前不沾髮W盧坡博士的專著《姚鼐詩文及交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面世，為姚鼐乃至桐城派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

盧坡是桐城派研究的青年學者，從事姚鼐研究已有10年，從2009的碩士論文《桐城麻溪姚氏詩學思想研究》，到2015年的博士論文《桐城派尺牘研究——以姚鼐與弟子交往為中心》，再到2019年“姚鼐年譜長編”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立項，每一步都扎實有力，而《姚鼐詩文及交游研究》的出版，正是他十年姚鼐研究的成果結晶。

我們常說十年磨一劍，盧坡的這一劍，沉穩(wěn)又鋒利，直指姚鼐研究的要害：姚鼐是如何成為桐城派集大成者的？或者說是如何開創(chuàng)桐城派的？這不僅是姚鼐研究的核心論題，也是桐城派研究的核心論題。關于這個問題，前人已有不少探索。

周中明先生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具有高、大、廣的宏觀視野”，尤其是清中葉的時代環(huán)境、社會背景以及學術背景。他的專著《姚鼐研究》對于姚鼐成長的時代社會背景有比較全面的梳理，而學術思想史的分析，特別是從與乾嘉學派的關系著手，深入考察姚鼐創(chuàng)立桐城派并成就集大成地位的，是王達敏先生的《姚鼐與乾嘉學派》。在具體討論姚鼐集大成之時，周先生主要從《古文辭類篹》的編纂、古文創(chuàng)作、理論主張、詩歌成就、書法造詣等五個方面展開。王先生從桐城派文統(tǒng)的建構、神妙說發(fā)微、義理文章考證三合一說新論、桐城派學人群體的形成等四個部分進行。而此前，陳平原先生從學統(tǒng)文統(tǒng)的建立、文論主張、書院教育及《古文辭類篹》編纂等角度來討論姚鼐的立派。曾光光先生的專著《桐城派與清代學術流變》（2016年）從書院教學擴展隊伍、理論建構兼容并包、《古文辭類篹》編纂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梢哉f，諸位先生各有側重，又互為補充，從不同方面揭示姚鼐的“集大成”。

盧坡站在前賢的基礎上，繼續(xù)思考回答姚鼐“集大成”或開宗立派的問題，他認為：“相較于學者和官員的身份,我們更應關注姚鼐在詩文創(chuàng)作方面的實績和貢獻?！彼沁@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在其新著中，作者從姚鼐詩學、姚鼐散文創(chuàng)作、姚鼐交游三大領域展開?！霸妼W研究”部分重點在于確立姚鼐作為桐城詩派奠基者的地位，而要說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桐城詩派是否成立以及姚鼐詩學思想的淵源問題。其次是對桐城詩派特色的概括，即“以文為詩”，這又涉及姚鼐等人對韓詩的學習，這既是桐城詩派崛起的路徑，也是韓愈詩歌經(jīng)典化歷程的重要一環(huán)?！吧⑽难芯俊辈糠謴挠斡?、碑志、傳狀三類文體著手，重點突出姚鼐古文創(chuàng)作的實績，而“以詩為文”又成為姚鼐古文創(chuàng)作的法寶和特色。雖然詩文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方面的成績是姚鼐成為集大成者的基礎，但如果沒有師友、門人的推尊與發(fā)揚光大，桐城派亦不可能在全國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因此，新著用了很大篇幅討論姚鼐的交游問題。除此而外，附錄部分的姚鼐堪輿思想、書學思想研究，也頗為精彩。全書各部分既相對獨立，又都是從某一方面回答姚鼐如何能成為桐城派集大成者這一核心問題。

不難發(fā)現(xiàn)，盧坡的研究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而其研究最有特色的部分，當屬姚鼐交游研究。通過交游，來研究姚鼐的開宗立派，并非他首創(chuàng)，但他做得最扎實、最充分、最精彩。中國傳統(tǒng)士人歷來有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傳統(tǒng)，姚鼐一生交游廣泛，有達官貴人、知名學者，也有青年學子、鄉(xiāng)江野老等。如何研究姚鼐與他們的交往，有很多路徑，他選擇的是尺牘。他認為：“與其他文獻相比，尺牘是能夠最直接地反映個人交往的載體。”姚鼐現(xiàn)存大量尺牘，“不僅是研究姚鼐生平交往的一手資料，也是開啟乾嘉時期桐城派研究的管鑰”，洵為不刊之論。但問題是，尺牘的搜集與整理，是頗費功夫的。好在他長期搜輯姚鼐存世尺牘，其“姚鼐師友門人往還信札匯編”項目，獲得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又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jīng)費資助。可以說，從尺牘來研究姚鼐的交游及桐城派創(chuàng)立等問題，是作者的方法論，他最熟悉也最擅長，也是值得借鑒并推而廣之的學術理念，而其中的細節(jié)和真實，引領讀者回到歷史現(xiàn)場，有身臨其境之感。

非常有意思的是，姚鼐作為桐城派開創(chuàng)者與集大成者經(jīng)常被放在一起來討論。關于“開創(chuàng)者”，王達敏先生的《姚鼐與乾嘉學派》有精到的分析。關于“集大成者”，學界通常有兩種看法，其一是將集大成者與開創(chuàng)者分論，先有開創(chuàng)者，再有承續(xù)、發(fā)展者，最后是集大成者。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少，比如魏際昌先生的《桐城古文學派小史》（1988年）稱方苞為創(chuàng)始者，劉大櫆為中繼者，姚鼐為集成者。王鎮(zhèn)遠先生的《桐城派》（1990年）也有相近看法。他主張方苞為開創(chuàng)者，劉大櫆為拓展者，姚鼐為集大成者。吳孟復先生的《桐城文派述論》（1992年）認為方苞是桐城派的開山祖，姚鼐是奠基人，姚氏地位略次于方苞。其二是集大成者與開創(chuàng)者合論，也就是說，開創(chuàng)者就是集大成者?！凹蟪伞币徽Z的最早使用者孟子，他就稱呼孔子為“集大成”：“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保ā睹献印とf章下》）這里集大成的孔子與作為儒家開創(chuàng)者的孔子，是合二為一的，正因為他集大成之智，才開創(chuàng)了儒家之學。姚鼐也正是這樣一位繼往開來的創(chuàng)造者，在他之前的都是準備，在他之后的都是延展，他是桐城派真正的集大成者。曾國藩在《圣哲畫像記》一文中，歷數(shù)古今三十二位圣賢，將姚鼐與孔孟、韓歐、程朱等一起，并稱古今之賢，這應該與姚鼐作為桐城派集大成者所開創(chuàng)的豐功偉業(yè)分不開吧！盧坡的新著《姚鼐詩文及交游研究》當是結合孟子、曾國藩之說，稱姚鼐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