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繁花》 作者：陳建華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0年08月 ISBN：9787547316610 定價：68.00元

自序

這些隨筆雜七雜八，多少帶點文藝腔。初次收編成集，總要取個書名，腦中跳出“午后的繁花”，再想想別的，也沒有想出更合適的。其實是一種記憶的連接，其中有些隱秘閃爍的東西，如點滴火星的燼余，不知哪陣風又把它燃燒起來。

20世紀80年代我在復旦讀博，偶爾有內部電影可看，那天汪躍進帶我們去外文系看《去年在馬里昂巴德》，說是一部有關愛情記憶的影片，看完后畫面在腦際久久回蕩：一個舞會的鏡頭，突然定格，男男女女神情木然，靈魂出竅，又分秒活了過來。在木然的間隔里，我也好像在另一片天空里飛翔。汪躍進說這部影片當初在巴黎放映給知識界帶來震撼，賽過洗腦。大約十年之后我在哈佛遇見他，知道我在跟李歐梵先生讀現代文學，他就哈哈笑起來說我“墮落”了，指我從前是學古典文學的。雖是玩笑，不過確實哈佛向來崇尚古典，直到90年代才開始設置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并請李歐梵先生擔任教授。那時汪躍進已經跟巫鴻先生念完美術史博士，后來在哈佛任教，至今好多年了。

小時候看電影，每一次都激動無比，由班主任帶領我們去影院集體觀看，比如《雞毛信》、《地道戰》等，像是一種文化儀式，經歷另一種人生，悲壯而神奇。后來看內部電影，一聽到《清宮秘史》和《桃花扇》的歌曲就不得了，人好似軟癱一樣，蕩氣回腸之中仍然伴著戰栗的罪惡感。

ZUI初看瑪雅·黛倫的《午后之網》是因為選修了布魯諾的電影課，她說電影史有寫實和奇幻兩個源頭，分別以盧米埃爾兄弟和梅里愛為代表。雖然她在課上這么講，但實際上卻把《午后之網》作為奇幻類型的典范，我想這跟布魯諾的女性主義立場有關。瑪雅是一個來自俄國的天才女子，在美國一心要拍吃力不討好的現代主義藝術片，沒拍成幾部片子，卻成了文化另類。說實在的，《午后之網》很短，只有二十分鐘，ZUI初是在卡朋特視覺藝術中心（Carpenter center for visual arts）看的，無厘頭的敘事讓我一頭霧水，而鏡頭異常唯美，在我心頭激起陣陣驚喜的漣漪。其實整個學期ZUI令我神往的是文德斯的《柏林蒼穹下》，我的學期論文是對片中女主角的背影作美學分析，批作業的是布魯諾的助教，一個美國小伙子，給了我A，批語說：excellent throughout！（通篇精彩！）

在哈佛讀書還有閑心思寫點詩文自娛自樂。《午后之網》只看了一次，卻在腦中揮之不去，片中的鑰匙、鏡子、匕首和花的意象與恐怖、愛情、謀殺的母題一起在記憶中發揮作用，和我從唐人街搭乘小巴去紐約一路上車速飛快的驚險體驗，和第五大道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現代主義的破碎噩夢般的觀感，和討論班上《金瓶梅》、《海上花》的閱讀經驗交雜在一起，摻和著些許頹廢情調，夢幻般散落在一些散文篇章里。

在香港教書的時候，一年里總有回上海老家的機會，多半是出公差、開會或去圖書館查資料。有一回淘到瑪雅·黛倫的碟片，雙碟套裝，有她的三部影片，另有一部她的傳記片，那份驚喜難以形容。于是對瑪雅的生平大感興趣，等于做學術研究，借助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的幾本參考書，寫了一篇《藍火：瑪雅·黛倫的鏡像舞臺》，發表在林賢治主編的《人文隨筆》雜志上。

我和林先生的交情誼比較特別，若用“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來形容林先生，一點都不過分。他寫了不少書，始終能保持尖銳清晰的思路，很不容易。有時和他通個話，他的那股浩然正氣總會震動我，他對專搞學術的人似乎不那么看得起，對我也有所提醒。不過大約因為我從前寫過詩，他才對我另眼相看。那是通過在日本的劉燕子，她主編的一本叫《藍》的文學雜志介紹了20世紀60年代上海的文學活動，林先生覺得不應該讓文學史被忘記，所以他為我出版了《陳建華詩選》，除了詩，還有我的“詩傳”以及關于當年寫詩的一些直白的回憶，也是在他的督促下趕出來的。

沒想到這本詩選竟會產生某種“蝴蝶效應”，把我帶回了家。記得先是張真給我發郵件，說他的好朋友唐穎——有名的上海小說家——喜歡我的詩集里的上海味道，問我幾時去上海，可跟她聊聊。我是在波士頓認識張真的，是通過孟浪，一位真誠的詩人，很可惜前年因病走了。張真來自上海，早在70年代便是知名女詩人，去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專攻電影。

講這句話已經好幾年過去了，唐穎經常在國外，因此總和她錯過，倒是見到了金宇澄老師，《上海文學》的編輯，他從唐穎那里知道我，確切地說他們好像在水面上發現了一枚60年代的風箏，勾起了他們有關上海的鄉愁。一個明亮的下午，我去巨鹿路作家協會拜訪了金老師，下樓坐在隔壁的咖啡店里，他細長個子，上海腔調，額頭刻著人生，從前叫“老俠客”，現在會叫“老司機”。我們相見恨晚，我比他大幾歲，除了書里已經寫過的，講不了多少，他卻會講故事，對細節有一種天然的癡迷，跟我講這咖啡館的老板娘是俄羅斯人，是《上海文學》的讀者與作者，講他在黑龍江插隊的見聞，并把專寫插隊故事的《洗牌年代》贈予我，又說這是他早年寫的東西，因為一直做編輯，看得太多反而不敢寫不想寫了。和他初見的感覺好像把我從書齋里拽了出來回轉到了大千世界。

大約一年之后老金發來電郵，說他在寫小說，一部上海人的小說，在一個“弄堂”網上連載，他說他邊寫邊跟網友互動，越寫越“扎勁”，所以一發不可收。那就是后來的《繁花》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這部小說。我想他擱筆二十年，一旦動了真念，便水到渠成，正是長期累積的結果。關于《繁花》我寫過一些文字，它至今走勢猶勁，說明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上海，雖說海派文學咸魚翻生是新世紀以來的氣運所致，也須有足以當之的底蘊。《繁花》寫出了上海人骨子里的世故世俗，而書中“不響”的修辭像阿多爾諾所說的“否定辯證法”，把從《海上花》到周瘦鵑、張愛玲的文學傳統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這是這本小書書名的由來，大概不免“攀林（賢治）貼金（宇澄）”之嫌。其實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故事。我是做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書寫與發表涉及生產與流通過程，少不了媒體及其編者的辛勞付出，在此小文里難以一一表達我的感激。再作一番自我觀察，或許應了錢鍾書的“圍城”的比喻，在我身上表現為在學術與文藝之間滑進滑出，我不斷提到少年時代寫詩的事，還是一種文青心結在作怪。如果讀者有興趣，可在本書《悲劇共同體：舞臺劇〈繁花〉觀后》一文里看到，劇中姝華念我的詩句，是我的詩選中《夢后的痛苦》的一段。在觀看《繁花》的第二天，我發了一條微信：“昨夜在美琪觀《繁花》，見門口冒寒等余票者。與飾演姝華、小毛合影，乃劇中念拙詩者，幸甚感甚!全劇傾力赴演，場中笑聲連連，謝幕時掌聲滿貫，誠可喜可賀!遂賦一絕：申江雪后獻鴨春，俊靚鴛蝶賞《繁花》。桂冠世情張恨水，羨煞只手勝芳華。”至于那篇劇評，我向來出手慢，大約過了一個月才寫就。

兩月前金老師微信上問我：“陳兄大作‘夢中美景……’寫于1967？還是更早？”又說：“書中滬生背誦時在‘文革’之前，有點牽強。”“說是姝華抄的，她一個表哥寫的，我只能答之是表哥ZUI初草稿。”大概有人較真，金老師也認真，要落實小說或戲劇所引的詩句的具體時間。我回答說：“不必拘泥的，在《繁花》里是另一條漢子。”又說：“謝謝給另一個夢。”本來小說中引用他人的文本，是一種藝術手法，如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黃仲則》即為再創作，與黃仲則的真實歷史是兩碼事。然而金老師邀我去看戲，與演員們認識，對我來說十分開心，不啻是傳奇性經歷，不惜把虛構回復到真實，這也是金老師的厚道處。事實上我的感激不止于此，至今記憶深刻的是他當初就直言不諱，說我的“詩傳”寫得太簡單，建議我重寫，甚至把我的詩作為素材來寫小說。

2013年我從香港科技大學退休便回上海，一晃六七年，雖說我生于斯長于斯，到底出去了二十多年，石門路上的老家早已消失，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記憶受到擠壓，由是不免陌生。但是人情不變，舊雨加新知，可喜的是認識了不少搞創作的，使我的人生與寫作愈加豐富，雖然我的學院圍墻仍在，卻如這眼花繚亂的世界，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

唐穎也終于見到，幾年前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見到她的丈夫張獻，80年代上海先鋒戲劇的引領者。后來接二連三讀到她出版的小說，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那個研討會是旅法建筑專家張梁組織的，名曰“市民都會：上海現代城市的樣本”，本書DI一篇談海派文學的即收在那次會議的手冊里。張梁筆名“南方”，以前在北美做過《今天》雜志的編輯，我們是在那時認識的。我在會上作了關于我在60年代的詩歌創作與波德萊爾的報告，題目也是張梁出的，去年他向我約稿，要我寫成文章，至今還沒交稿，真不好意思。

由于東方出版中心副總編劉佩英女士的厚意、責編唐君宇的細心編校，這本小書得以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在這里對她們表示衷心感謝。這將給我帶來許多難忘的人和事，對我的寫作而言是一種新的動力。

2020年2月22日于香港銅鑼灣南洋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