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喬治·斯坦納，[法]洛爾·阿德勒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9月 ISBN：9787559829733 定價：49.00元

阿德勒：喬治·斯坦納，您的朋友亞歷克西·費羅南柯在您那本《埃爾納手冊》里提到了您的手臂，提到了那個畸形的人體部位。他還說，或許您一生都在忍受它帶來的痛苦。但您從未提起過這件事。

斯坦納：我自己當然很難對此事作出客觀的評價。我母親的天賦改變了我的人生。她是個了不起的維也納女人。毫無疑問，她會講好幾種語言：法語、匈牙利語、意大利語，還有英語。她有一股秘不示人的荒唐的傲慢，完全是個人性的傲慢。她還有一種非凡的自信。

我那時大概三四歲吧，記不太清了，但這個小插曲決定了我的人生軌跡。最初幾年非常難熬，因為我的胳膊幾乎是綁在我身體上。治療過程也很痛苦，我不斷地換療養院。然后她跟我說：“這可是意料之外的幸運！這樣你就不用服兵役了。”真正改變我人生的就是那次談話。“你多么幸運啊！”她能這么思考問題確實有點奇特，不過這是真事兒。于是我比那些服兵役的同齡人早兩到三年接受了高等教育。

想想看：媽媽竟然會這么說！我很討厭現在流行的醫療文化，它用一些委婉的詞匯來指稱殘疾人，它試圖解釋說：“我們將這一切都看作社會優撫……”根本不是這樣。這是一件很痛苦很嚴肅的事，但也并非沒有好處。在我成長的年代，小孩子沒得吃阿司匹林和牛軋糖。當時還有一種不用系鞋帶的鞋子，穿起來特別便捷。我媽媽說：“不行，你必須學會系鞋帶。”我發誓，這真的很難。任何一個雙手健全的人都不會去想這件事，但系鞋帶真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技術。我又哭又鬧，六七個月后，才終于學會。這時媽媽對我說：“你可以用左手寫字。”我拒絕了。于是她將我的右手背到我身后：“你要用這只殘疾的手來寫字——沒錯。”她就開始教我。我學會了用殘廢的手去畫表格、畫素描。這是一種努力的形而上學，也是意志力、

自律和幸運的形而上學，但最重要的是，從這種形而上學中你能看到自己巨大的天賦。它陪伴了我終生。

我想，這一切讓我理解了病人的某些境況和問題，那是阿波羅很難體會的，也是擁有完美身軀、絕對健康的人所無法理解的。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與心智上的努力之間究竟有何關聯？顯然，我們對此仍知之甚少。別忘了，貝多芬是個聾子，尼采罹患偏頭痛，蘇格拉底也長得很難看！努力去觀察別人究竟克服了什么困境，這很有趣。面對別人的時候，我經常問自己 ：他或她經歷過什么，戰勝過什么，或者遭受過怎樣偉大的失敗？

阿德勒：在《勘誤表》一書中，您談到您的父親，一個維也納人。他很快就覺察到納粹主義的來臨，于是帶著一家人遷往巴黎。所以您是在巴黎出生的。您很年幼的時候，有一天和您的母親被卷進了街上的一次游行，當時人們都在大喊：“猶太人去死！”

斯坦納：沒錯，后來它被稱作“斯塔維斯基丑聞”。那次事件并不著名，人們之所以記得是因為法國右翼勢力經常談及。當時在街上的游行者當中有一個叫拉羅科上校的男人。在今天看來，他只是個陰沉又好笑的人物，在那個時代卻被很嚴肅地看待。我當時就在旁邊的冉松-薩伊中學，和奶媽沿著蓬普街一路跑回家，因為一小群極右翼示威者正在拉羅科上校的指揮下行進，高喊：“猶太人去死！”口號內容很快就變成：“支持希特勒，打倒人民陣線！”這一切發生在布爾喬亞猶太人聚居的街區（蓬普街，保羅-杜梅大道）。媽媽倒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出于對老派習俗的尊重，對我們——也就是我和奶媽——說：“啊！快把窗簾拉下來。”這時我父親回家了，反駁道：“快把窗簾拉上去。”他把我抱到陽臺上。我能記得當時的每一幀畫面：“猶太人去死！猶太人去死！”他很鎮靜地對我說：“這就是歷史，你永遠不要怕。”對于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這些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那時起，我知道那就叫作歷史，而害怕是一件可恥的事。所以我努力讓自己不再害怕。

我這么早就知道希特勒是誰，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特權。這也算是我的一次意外的教育吧。從 1929 年我出生以來，我父親就清醒地預估了未來的形勢。我翻過他的私人日記。沒有什么事能讓他感到驚訝。

阿德勒：所以您父親預感到納粹主義將點燃整個歐洲，于是決定帶著你們去美國。那是在怎樣的情況下？

斯坦納：法國總理保羅·雷諾在最后一刻絕望地發現整個國家急需格魯曼殲擊機，我父親就和其他財經專家一起被派往紐約，負責為法國購買殲擊機的談判事宜。他到紐約后，發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他們忘了紐約是一個完全中立的城市，所以那里也充斥著執行外派任務、衣領上戴著右旋十字徽章的納粹分子，以及各種納粹銀行家，他們也來訂購軍火或是開展經濟談判。在“華爾街俱樂部”，我父親曾經的一個密友——至今仍存在的大公司西門子的負責人——在一張桌子旁認出了他，讓人送一張紙條過來。我父親當眾撕掉了它，并沒有轉過頭去。他既不愿意聽朋友講話，也不愿意看他。但朋友在洗手間等著他，并且揪住他的肩膀說：“你必須聽我說完。1940 年初我們將踏平法國，就像刀子切熱黃油一樣。不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你都要把家人從那里帶走！”這段故事發生在決定性的萬湖會議之前，但那些大銀行家，以及德國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們，通過波蘭的目擊證據和進駐波蘭的德意志國防軍的情況，就已經預測到要發生的事。他們知道所有猶太人都將被殺害。雖然不知道怎么殺，采取什么具體的方法殺，但他們知道在原則上，猶太人將遭到屠殺。

那是 1940 年，就在德國入侵前夕。所幸，我父親把這些警告和提醒當真了。感謝上帝，然后他請求保羅·雷諾讓我們全家——我媽媽、我姐姐還有我——去美國探望他。雷諾同意了，我媽媽卻要拒絕：“絕對不行！要是離開法國，孩子們就沒法通過高中會考。我的兒子就沒法進法蘭西學院了！”幸虧我們家是典型的猶太家庭，我父親的話能起到決定性作用。于是我們得以在德國侵略法國之際離開巴黎，逃上一艘即將開往熱那亞的美國郵輪。要不然，我今天還能活著嗎？有人說德國人并不知情，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我的虛構——有些德國人確確實實知道，從1939年年末開始，從波蘭發生的那些事件開始，大屠殺就已經啟動了。當然，他們被禁止談論這件事。但假如你是西門子的總裁，就能得到消息，因為德意志國防軍參謀部內部談論了在波蘭發生的事。我們就這樣成功撿回了一條命。

阿德勒：或許這就是為什么您在書中多次提起，您懷有一種罪惡感或者說是一種局外人的感覺。

斯坦納：沒錯，這種感覺很強烈。在冉松-薩伊中學，我班上只有兩個猶太人幸存下來。但這個班原本全是猶太人，因為冉松-薩伊中學類似于年輕人的“猶太學院”。其他人都被殺害了。我每天腦子里想的都是這件事。偶然性，幸存者的蒙特卡洛賭場，高深莫測的幸運彩票。為什么其他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死了？我想任何人都沒資格去理解這件事。我們沒法理解。我們唯一能感受到的東西就是：“這里面有偶然性……非常神秘的偶然性。”如果信仰宗教的話——我不信教——就會在其中看到命運。否則我們就必須勇敢地說：“這完全是一場抽獎，而我抽到了好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