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寫作《樹民》，作家安妮·普魯“消失”了14年，史料研究和素材收集耗去數年，實際寫作時間持續5年多，終于，她在80歲的年紀，出版了這部55萬字的長篇小說，寫生活在北美大陸的兩個家族七代人經歷的三個世紀。而她最初構想的小說體量，是目前的五倍。

作家的高齡，大部頭的篇幅，都是圍繞《樹民》的話題。但讓人錯愕的是作者大膽地選擇了一種古老的寫作范式，這是一部 “不現代”甚至“前現代”的文本，小說敘事的時間感、速度感，以及強度，與當代時髦的寫作范式背道而馳。這是一個更適合于“聽”的故事，它創造的閱讀體驗，鉤沉了人類童年時期部族篝火夜話的古老回憶，這種失落許久的“說書人”的藝術，在當下仍彰顯了它的魅力。

小說開始于1693年，勒內·塞爾和夏爾·迪凱是兩個一無所有的法國青年，他們作為傭工來到當時的“新法蘭西”——后來的加拿大，他們被雇主帶入黑暗廣袤的森林。后來我們將發現，人類在這個故事里是脆弱的，命運之手翻云覆雨的撥弄下，成群的角色沖刺著奔向各自的終點，唯有森森林木生生不息。人攫取著森林，創造金錢帝國，而后資本吞噬了人，終于，龐大的財富帝國在一夕間崩塌，荒蕪的土地上，殘損的森林仍頑固地生長著。

金錢和人類之外，森林是《樹民》里強悍的主角。在普魯的筆下，森林是活著的實體，擁有鮮明的色彩、氣息和節奏：“這里生長著參天大樹，在法國數百年間都未曾出現如此巨大的樹，常青樹比教堂還要高，繁茂的枝葉在頭頂上空交嵌融合，形成一片虛假的天空。”“鮮艷奪目的楓樹在黑色云杉旁閃耀，第一場冰暴在十月的晚上來襲，雪花在云杉針葉間嘶嘶作響，森林仿佛吸氣般收縮起來。”“森林以它自己的方式吞噬著它的破壞者，依然帶有活力的樹根明目張膽地生長著，地平線上看起來總有越來越多的樹。”

“寫一本關于森林的書。” 普魯的這個念頭成形于30年前，她途經密歇根半島一個荒廢的小鎮，那里只剩下一座邋遢的自動洗衣房佇立在人跡稀少的十字路口，在四周雜亂生長的灌木里，她看到一塊紀念牌，上面說這個地區曾是世界上最繁盛的白松林產區。那一刻作家抬頭四顧，看不到一棵白松。這讓她想起童年閱讀經歷中難以忘懷和擺脫的文學形象——白人殖民者無休止地在蔥蔥郁郁的大地上攫取利潤。把《樹民》定義成一部環保主題的小說，是避重就輕了，作者有宏闊的書寫野心和深切的懺悔，這是一則關于“北美與現代資本帝國”的寓言，切開北美不到300年的歷史軀體的血管，里面流淌著觸目驚心的黑色欲望，那是貪得無厭的饑渴，瘋狂的浪費，以劫掠作為最大的動力，掃蕩整個大洲。

普魯四年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與其說是科學層面的，不如說癥結在于文化層面。《樹民》里含蓄卻犀利寫出，西方白人幾個世紀來深信不疑的“文明的道路”，某種意義上是絕路。小說平行呈現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北美大陸原生的“樹的世界”，原住民米克馬克人（印第安人）相信自己是從這片地方長出來的，就像樹木從土壤中萌生。另一個世界是白人殖民者從歐洲帶來的“錢的世界”，歐洲固化的階層結構里一無所有的冒險家們，試圖不擇手段地白手起家，在新大陸建立財富和地位的秩序。

塞爾和迪凱在密林中走上命運分岔的小徑。塞爾以為能用勞動換取安身之地，結果雇主為了私利而強迫他和一個米克馬克婦人結婚。他的米克馬克妻子試圖把他帶入“萬物平等，樹木是人”的世界，但是白人殖民者已經到來，神父取代了酋長，無法成為文明世界人上人的原住民以及他們的混血后代，在故土流離失所。迪凱孤注一擲地逃離雇主控制，在密林中僥幸存活，成為皮毛販子，他以毛皮交易賺來的第一桶金作為原始資本，進入新興的木材交易行業，其后他往來于大西洋兩岸，在歐洲以新貴的財富博得老錢家族的青睞，娶到一位閨秀。他終于進入那個閃亮的世界，用金錢和名望維持家族紐帶，血緣是無關緊要的。

白人殖民者闖入時，睿智的老酋長意識到“我們將生活在兩個世界中”。然而事實是，一個世界不斷地撕裂、摧毀著另一個。

塞爾的后人成為成千上萬四處飄零的印第安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小群，迪凱改名杜克，他的后人不斷鞏固著一個伐木壟斷公司的財富。兩個家族的后代偶然地發生無意識的交集，他們互相之間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迪凱唯一的親生兒子對產業毫無興趣，他在中年回到歐洲，拋下他和印第安女人的私生女。女孩明白了自己不是一個被愛的孩子，她是一個“歐洲文明人”心血來潮的失敗作品，因為她沒有變成“開化的野蠻人”。她忍受了被拋棄的孤獨，在沮喪中尋找一個能幫她成為印第安人的男人。這個人是塞爾的后代。

普魯在描寫“樹的世界”和“錢的世界”時，筆觸是不同的。她以毫無掩飾的柔軟的悲情，書寫印第安人隨波逐流的悲歌。空有狩獵的才能而無用武之地的印第安少年成為被遺忘、被毀滅的邊緣人，他在絕望中找到失散多年的父親，對他說出：“我不是任何一類人，我哪里都不屬于，沒有適合我的地方。”兒孫滿堂的老酋長痛苦于白人摧毀了他早年遺失的兒子以及更多的印第安年輕人：“楓樹和山毛櫸會掉下它們的葉子，直到閃爍光芒的新葉再次張開。而他，不再有任何一片。”一代又一代的印第安人不再狩獵，他們被迫進入“工作換酬勞”的資本系統，意志茫然地被夾在白人的世界和他們自己的一知半解且行將消失的文化之間。

而到了“杜克商業帝國”相關的章節里，作者用幾乎是黑色喜劇的口吻，講述這個家族的子弟們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一個接一個地死于非命。迪凱的斂財大業未成而死于仇家手刃；他從街頭千挑萬選后培養起來的繼承人，死于一枚釘子引發的破傷風；他的子侄們集體死于一場豪華家宴上的意外火災；碩果僅存的男性繼承人死于極寒霜凍中……男人死絕后，比男人更強悍的拉維尼亞重新拉扯家業，而這位搞得定媒體、法院和私家偵探的鐵娘子，卻搞不定心臟病的突擊。沒有陰謀，只是接二連三的意外，仿佛命運的嘲笑，人一個接一個地死了，錢倒是如巖層般地累積著。資本的驅動能量是如此驚人，以至于火車、汽車和電報這些技術進展，以及南北之間的內戰，都是資本化學反應需要的催化劑。最初是人占有財富，最后，是金錢占有了人。

商業資本的堡壘總是從內部崩塌。杜克公司的子弟里出現了一個“自甘墮落”的浪蕩兒，公然地挑戰家族信念：“企業家精神散發著18世紀的臭味。”他畢生游蕩，所有的興趣在于找到“野生森林的核心力量，那至關重要的生命力”。《樹民》的吸引力也在這里，普魯不是吁求“尊重文化多樣化”或“多種樹、少剝削”的口號式作者，在她的去盡雕飾的文體中，在成群結隊沖向終點的人物和故事里，寫作者創造了那種“至關重要的生命力”——人類在現實中的力量捉襟見肘，然而靠著“說書人”的講述，重建和救贖一個世界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