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時，在演講中引用了那句知名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拉伯雷有一天突然聽到了上帝的笑聲，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巨人傳》就呱呱墜地了，小說藝術就是上帝笑聲的回響。在人文主義啟蒙時期，人類通過無限思考、不斷寫作、自我超越等追求真理，試圖打破自身在上帝面前的渺小、無知和有限性。歐洲早期的小說家看到了人類的新處境，建立起了小說這種嶄新的藝術形式。

在人工智能時代，小說創作者、讀者和批評者或將徹底改變。在思索的，聽到上帝笑聲的，能夠建立嶄新文學藝術形式的，不再是人類、拉伯雷和小說家，而是能夠從事文學創作的機器人，或者是人機合一的創作體。2016年日本古屋大學佐藤·松崎研究室研發的機器人有嶺雷太所創作的小說《機器人寫小說的那一天》參加“新星一獎”比賽，能夠通過初審；2018年作家陳楸帆刊登在《小說界》的作品《出神狀態》，有兩段小說是人工智能模仿其寫作風格的成果。更有趣的是，《出神狀態》經過AI的評選后，位列AI人工智能選出來的小說排行榜榜首，寫作AI與評論AI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在這兩個案例中，人工智能相對還處于配角，尚仍由人類主導，如《機器人寫小說的那一天》人工智能所起作用只占到20%。盡管如此，這標志著人工智能不僅能夠從事古體詩、現代詩的寫作，還可以進入最為復雜的小說創作領域。在文學發展史上，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下一階段，或將會是人機主義、人工智能本位主義的新時代。

我們想問的是人機主義、人工智能本位主義時代降臨之時，文學是否存在？從人工智能最先引起震蕩的圍棋界觀之，“阿爾法狗”橫空出世，著實引發了全球大辯論，各種觀點甚囂塵上。谷歌公布“阿爾法狗”源代碼后，出現了更為強悍的圍棋人工智能，人類頂尖的圍棋高手在人工智能面前已經毫無還手之力、完美失敗。即便如此，人工智能沒有把人類驅逐出圍棋界，引發一場圍棋的革命，而是衍生了更多玩法：開始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圍棋大賽，中國的“絕藝”“星陣”，日本的AQ、比利時的Leela Zero、韓國的Handol等互競高低，背后是人類技術團隊開發能力的角逐；棋手把人工智能作為訓練工具，顛覆自身的思維定式，對經典棋譜和權威意見去魅，依靠人工智能給出的勝率推算棋路，不再跟著靈感和直覺走，人類的棋藝有了實質性提升。以此類推，人工智能文學的最終成熟，將會引起人類文學的一場顛覆式變革。

也許有人會反駁，圍棋人工智能尚是弱人工智能，它是基于特定功能的場景化定制和應用，只是一種應用程序和工具而已，不具有人類的情感、意識和思維，不能與人類的主體性同日而語。確實，當前的人工智能文學作品，無論是偶然靈光乍現的金句，還是拙劣粗糙甚至是粗鄙的句意組合，都是基于人類已有的文學成果與范式，采用特定程序和算法不斷學習和優化的結果，IBM的“偶得”、微軟的“小冰”、清華大學的“偶得”等莫不如此。還有一些標榜人工智能的作品，實際上是借助提取和優化語料庫的輔助寫作工具完成，甚至不過是一些基于語義分析的統計曲線和可視化呈現而已。

是的，我們必須承認現有人工智能文學的有限、幼稚乃至荒唐可笑。《莊子》有言：“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兩百年前的人們仍在研究應有怎樣的翅膀，才能飛上天空；兩百年后，如果有人再綁上一對翅膀，那不再是試驗，而是以身犯險。在未來，也許就是一兩百年的時光，強人工智能或許已成為現實，它具有主體性，是人類的復刻版，甚至可以把人類的能力和智力集成在一起，具有超出一般人的非凡洞見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能從事小說創作不再有爭議，就像我們今日對飛機習以為常一樣。更進一步言之，當人工智能進化到超人工智能時代，如《西部世界》《銀翼殺手2049》所想象的那樣，實現人類和機器的合體，人機智力出現“摩爾定律”式爆炸式進步和增長，那時人工智能創作的不再是小說、詩歌、散文等傳統文學樣式，而是一種全新的、與新的文明階段相適應的文學形式和內容。

但我始終相信，人工智能時代的降臨，不會帶來文學的式微與消逝。文學是以0/1為基礎邏輯的硅基文明中最為溫暖的風景，它可以有效彌合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的差異，呈現出生命存在的鮮活力量。只要有人類存在，文學就會一直存在，因為文學的本質在于虛構，人類的存在在于對虛構的想象和認同。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在他那本風靡全球的《人類簡史》中，通過對早期人類物種的分析，發現了唯有智人才發展為人類的奧秘：智人認同故事中所呈現的虛構概念，促成了彼此之間的大規模合作，從而克服了自身生物學基因方面的局限性，實現了人類規模和文明的崛起和不斷更新，從認知革命進化到農業革命、科學革命。也就是說，整個人類文明的肇始和發展都是建立在“講故事（Story-telling）”能力之上。神話、英雄傳說、史詩是故事的最初呈現形態，而這就是人類的口頭文學。時至今日，文學那種原初、質樸、本真略帶粗糲的恣肆感的神性，在現代性、后現代性的學術手術刀下，在日漸技巧化、商業化的氛圍內，要么艱澀難懂，要么匠氣十足，精英化的純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了現階段人工智能文學所具有的那種程式化和了無生趣。但細細觀察，我們會發現文學其實并未真正遠離我們，而是日常化于我們的生活，在地鐵的站臺、在電影的臺詞、在精美的包裝……文學虛構所帶來的認同和合作的力量沒有改變，在文學中我們表達了自身的獨特存在，又在閱讀中感受到了族群的共在以及人類的彼在。

如果我們承認虛構性是文學的特質，那么文學作為特定歷史階段倫理觀念和道德生活的獨特表達形式，就應堅持一定的倫理準則。這種文學中的倫理，既適用于人文或人本主義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于人機合一的人工智能主義時代。人工智能頭部企業微軟、谷歌以及中國的百度等，已經在考慮AI開發的倫理問題，如微軟公平、可靠和安全、隱私和保障、包容、透明、責任的六大原則，百度的安全可控、促進人類更加平等地獲得技術、不取代人和超越人、為人類帶來更多的自由和可能等。細細究之，這些原則是軟件程序開發比較常見的一些原則。就工具性論之，人工智能文學程序（或更高級的形態）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應堅持這些普適性的倫理；就功用指向性而言，人工智能所生產的精神性作品，還應堅持一定的文學創作倫理。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倫理，不是指那些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構成要素和組成基因，如虛構性、創造性、想象性和審美性，而是文學作品對人與人、人與機、機與機等之間的道德關系的調適和相應的準則。

人工智能文學作為語言藝術新形態，要促進和豐富人類發展和道德的提升、保存個體記憶和歷史想象。在前人工智能時代，文學創造和貢獻了一批意象和典型形象，開掘了人類精神的深度和意蘊，屈原、曹雪芹、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等偉大的作家豐富了我們的日常語言。人工智能文學首先要堅持語言創造的倫理，應不斷豐富人類的表達，創造新的語匯、意象和人物形象，而不應是對人類既有文學成果的程序化重新排列組合，不生成新的文學增量。第二，人工智能文學應秉持雙向原創性的倫理。應摒棄通過技術手段，實現無痕跡模仿或超級融梗等，以規避抄襲的法律風險；在人機交互創作過程中，人類不應壓榨和侵奪機器成果，將其作為寫作的奴仆，機器也不應對人類的原創新進行壓制和刻意貶低，相反應以激發人類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挖掘人類的無限潛能為己任。第三，人工智能文學要陶冶人類的情操，升華向美的心靈，撫慰人類的內心，起到教誨的功能，不能讓人類在舒適區低吟淺唱，更不能用“數據繭房”迎合人類生物本能和低下趣味。最后，人工智能文學應促進族群以及人類之間的文化認同，而不是通過壁壘強化偏見，用群體壓制個體，用強勢群體壓制弱勢群體。人工智能文學應激活個體的記憶與寫作能力，降低文學創作門檻，讓更多的普通人“我手寫我心”，固化在特定時代人機情感和精神的體驗。同時，降低語言障礙，讓不同族群能夠分享和體驗人類或人機合一情形下所產生的文學精華。這些文學倫理適用于當前的人類文學創作，同樣也適用于從事人工智能寫作的機器人（Robot）、仿生人（Android）、生化人（Cyborg，也譯賽博格），乃至與當前人類面貌全然不同的“新人類”。

從文本的寫作內容來看，人工智能文學作品應有倫理意識的維度。其創作產品應抵制亂倫以及超越人機倫理底線的情形，注意故事人物及角色的倫理身份的設定與變化發展，使其即便是出現哈姆雷特式倫理選擇的巨大困惑時，也應遵循人類或人機的基本準則和道德規范。對于人工智能文學文本，應設立倫理審查機制，能夠預防和化解風險，遇到重大倫理事件時，能夠有效應對和處置。當然，人工智能文學文本同樣還需要人類批評家或人工智能批評家的審視，運用更加智能化的手段對海量的文本創作開展有效的批評活動，引導、提升人工智能文學的創作水準，遴選、推薦優秀的閱讀文本，乃至有效促進人工智能文學經典作品的不斷涌現，確保人機主義時代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講故事是人類一項古老而永恒的文學傳統。在人機主義時代，文學的形式、文學創作主體甚至是“文學”這一名稱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但用故事自我言說和對故事的需求不會變化，因為故事中凝結了人類的經驗與感覺、虛構與審美和文化集體無意識。在這其中，文學倫理廓清人類與動物、人類與人工智能的邊界，讓人類的創造潛能不斷激活和釋放。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人工智能文學不會成為人類的對手，而是延伸了人類的觸角。

在這個人工智能文學尚蹣跚起步的階段，讓我們期待人工智能文學新紀元的到來。或許有一天成熟的人工智能將會用文學作品，書寫我們這一代人對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和倫理困惑。我們在思考，不知上帝笑了沒有？還是人工智能在笑？人工智能的笑聲中，又會有怎樣嶄新的文學藝術形式？充滿笑聲的“巨機傳”儼然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