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題材紀實文學作品。（出版方供圖）

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被中宣部列為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系列叢書新近面世，《人民文學》雜志新辟“中國作協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特選作品”欄目近期精選刊發創作成果，一批“沾”著泥土與晨露的中國脫貧故事新鮮出爐。

深扎一線的作家們，交出了呼應時代命題的文學答卷。其中既有聚焦鄉村脫貧成就的個案記錄，也不乏對時代新人的群像描摹。這批作品的涌現釋放出強烈信號：以紀實寫作方式記錄廣袤大地上奮進的身影，留存一部部厚重的民族史詩，是時代賦予文學的責任，也體現了作家“把初心寫在大地上”的使命情懷。

一手鮮活細節從哪來？唯有“躬身鑒別每株草木”

大到全面實施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小到貧困戶家庭捆制的一把笤帚、致富帶頭人蒸出的一鍋粘豆包，再難的地方，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不會褪色。如何以藝術手法呈現現實生活，進入鄉村劇烈變動的內核挖出動人細節，是擺在創作者面前的難題。

作家出版社策劃推出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系列叢書，囊括了《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國家溫度》《耕夢索洛灣》《出泥淖記》《春風已度玉門關》《決戰柯坪》等十部報告文學作品，集結了來自全國的報告文學作家隊伍，他們長達數月深入多個省市自治區扶貧點采訪。比如，作家蔣巍在創作《國家溫度》這一多聲部展現中國扶貧偉業的長篇報告文學時，先后到陜西榆林、新疆烏魯木齊和和田、貴州銅仁、黑龍江佳木斯和哈爾濱，采寫了大量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扶貧攻堅帶來的巨變。 ◆下轉第二版（上接第一版）在作家看來，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和根基，要做到聲情并茂、溫暖感人，必須用有力量的細節說話，而好細節正藏在生活的深處。

“寫報告文學對作家幾近苛求，從生活到藝術、從事實到敘述，沒有任何為文造情或閉門造車的縫隙，你必須深深地躬下身子，細細地鑒別每一株草木。而你以往的人生經驗，只能用于對題材的思考和理解，若移花接木，必然失血脫骨，而閑筆恣肆，則會離題萬里。”為了塑造好《脫貧路上追夢人》里可親可敬的扶貧干部，作家艾平多次赴內蒙古赤峰市挖掘采集素材，與“身上有泥土、手上有羊毛、心里有一腔真情”的村支書們打交道，“我尤其好奇的是，年輕干部如何在農村的風吹雨打中懂得了農民，懂得了時代，懂得了中國，是不是做好了承重未來的準備？”不管扶貧還是寫作，這個過程都非一蹴而就，“我一再告誡自己，生活是璞玉，要有耐心”。

不少作品除了關注扶貧工作本身，還把重點放在家族史、村落史，感受人的精氣神。誠如中國作協副主席、評論家李敬澤所說，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偉業，不僅僅是經濟上擺脫貧困，也是廣大鄉村的社會變革、精神洗禮，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人的變化、人的成長。他認為，脫貧攻堅事業中涌現出的新人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光芒，在創作中需著力敏銳捕捉這些持久性的、面向未來的新因素新氣象，以寬廣的歷史維度與人類視野，寫出新時代的“創業史”。

這也就不難理解，作家潘小平深入大別山腹地的金寨小城，采取“入戶”方式捕捉搜集一手素材，當“十送紅軍”旋律在大山深處循環播放，集老區、山區、庫區為一體的山鄉巨變令作家心潮澎湃。“中國農村變化巨大，但最大的變化，是人的精神面貌。報告文學的敘事沖動來源于哪里？當然可能源于審美的沖動，但更大的沖動應該是來源于現場，來自現實的感受。入戶直擊走訪有助于獲得在場感和當下性，它以一種顯性的方式，呈現在文本之中。”

和現實“貼身肉搏”，寫作需力戒概念化、同質化

主旋律故事與現實“貼身肉搏”，不光要探入生活最深處的褶皺，也需避免陷入概念化、同質化寫作。過去一段時間，“不少貧困村的脫貧故事，好像一個模子里套出來”的批評聲令人警惕。“有些作家過于依賴慣性，靠重復過去成功的路數，覺得安坐書齋蒙著頭寫就行，缺乏行動力。”評論家、《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告訴記者，創作者不能跟熱氣騰騰、各式各樣活生生的生活現場之間產生罅隙，避免流于“直愣愣”的單一化扶貧書寫。

因此，創作《高高的元古堆》的過程中，作家秦嶺給自己立下“三多三少”規矩——多面對面問詢，少在乎集體匯報；多背對背求證，少關注人云亦云；多田野調查，少依賴材料。他以元古堆為軸心，采取由外到里尋跡覓蹤、由里到外輻射掃描的方式，考察元古堆及周邊十多個市、縣、鄉、村的歷史變遷、人口演變和風土人情，先后采訪120多人，并分門別類建了三個微信群。作品初稿完成后，不少村民還在微信中“催更”。

“作家不斷行走，乃至到更偏僻的地方，去細心書寫、記錄、感受新時代脫貧攻堅所取得的成就，才能進一步講好中國故事。”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評論家邱華棟舉了個例子——有作家在寧夏西海固地區采風時感覺到和想象中大不一樣，“原以為都是黃土梁子，不適宜人類生存，實地探訪發現綠草成蔭、綠樹成行，空氣濕潤，還有長跑的塑膠跑道，實際上隨著中國氣候的改變和生態的變化，一些鄉村風貌已和想象中大不相同”。

真實自有力量，作家鄭彥英在河南蘭考基層攢出大量細節——“一個鄉的書記，為了解決養鴨戶因斷電鴨苗瀕臨死亡的問題，半夜帶人到城里，冒著大雨買到兩臺發電機，連夜送到村里發電，挽救了十幾棚鴨苗。”“蘭考當地有個愛心超市，只要家里干干凈凈，每月就能領100積分，相當于100元錢，可以到超市兌換日用生活品，婦女們常常在一起比‘持家積分’，立見高下。”

天津作家王松穿行于近4萬平方公里的贛南大地上，越是深入峻嶺重重的深山大溝田間地頭，他就愈發明白，真相不會“等”在那里，只能靠作家去尋找。如果說寫小說“像一只鳥任思緒和想象在空中飛翔”，那么紀實文學創作如同“變成穿山甲，鉆到大地腠理的深處去發現真相”——“感受了真實的力量之后，當小說家再由穿山甲變回鳥，它的每一根羽毛都會堅實起來。當它重新飛向藍天，飛翔姿態和高度，肯定就會不同。”

伴隨著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號角，扶貧路上回響的聲聲跫音，必將更加堅定。從扯著藤蔓攀巖到鋼梯嵌進絕壁，再到索道飛架南北，古路村從壁立千仞的絕塵幽谷中走來，正是當下多個村落蝶變的縮影。恰如作家陳果在《古路之路》中所寫的：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需要創作者持續關注、孜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