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講，弋舟的小說集《庚子故事集》并不是一部完全的“庚子年”的“故事集”，5個小說中，前兩篇《核桃樹下金銀花》和《鼠輩》寫于2019年7月4日和2019年12月7日，剩下三篇《人類的算法》《掩面時分》《羊群過境》則分別寫于2020年2月、4月和5月。當然，這并不重要，《庚子故事集》延續了弋舟對“困境與救贖”的持久凝視，呈現出與《丙申故事機》《丁酉故事集》類似的精神氣質。

在小說集《庚子故事集》中，“世界”一詞無處不在，而人物的困境正是在與“世界”的關系中得以呈現，換句話說，外在的龐大的“世界”構成了人物的困境，而人物在與“世界”的對抗中試圖找到共識、達成和解，進而尋求自身的位置。在《人類的算法》中，“我”的丈夫對世界的態度是“不以為意”，“我”恰恰相反，絲毫沒有游客的心態，一直運用“人類的算法”在生活，在與強大的世界對抗，“世界”已經演化為一種無形的命運，但頗為可笑的是，“我”想極力掩藏的有關過去的生活記憶，卻以更加猛烈的形式在“我”女兒馬琳身上重新上演，女兒開始穿“我”藏在地下儲物室內的牛仔馬甲、羊毛開衫、運動鞋，“我”無法阻止，“我”難以用觀念指導自己的養育，無法與更為強悍的命運對抗。

《鼠輩》似乎比《人類的算法》壓抑、絕望，在《鼠輩》中，弋舟對“世界”的描述也有更為復雜的指向。對比龐大的“世界”，“鼠輩”二字聽起來卑微又渺小，如果把小說中的人物“我”、羅賓、老賈看為“鼠輩”，那么，不斷出現在小說中的鼠籠即為“世界”，我們每個人被囚禁其中，沒有一點選擇權，仿佛從一開始就被什么下了單，突然出生、相遇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在鼠籠中，還有一只大約直徑三十厘米的跑輪，做成了一個封閉的奔跑曲面，顯然，此處藏著深刻重大的隱喻，被囚禁的人并不甘心，試圖奔跑逃離，但在一條封閉又循環的跑輪上，如此奔跑只能是徒勞。更為悲涼的是，《鼠輩》中那只被囚于鼠籠中的“雪糕”，再也不奔跑了，它就安靜地伏在跑輪上，一副自暴自棄的樣子，早已忘記了奔跑的滋味。

弋舟不會視人物困境而無睹，有困境，就會有相應的救贖。但是，解決救贖，似乎并不存在第三條道路，要不深陷困境永遠停滯不前直至被消滅，要不戰勝困境成為征服世界的英雄，當然，在困境中掙扎不前也是陷于困境的一種體現。可是，人物可以戰勝困境最終得以被救贖嗎？

在《掩面時分》中，“世界”是封閉的，主人公姜來照顧一個不足周歲的女嬰，這足以讓她無暇顧及轟轟烈烈遭難的世界。她要想奪回屬于自己的生活，要么去面對女嬰，要么去面對口罩，她不會有第三種選擇。她是一個平凡的人，沒有神的光環，終究也難以超越自身的平凡，小說中的“我”亦如此，所以，當姜來來找“我”時，也是為了讓“我”跟她共享一下自己的困境，賦予困境某種“慶幸”的色彩，分攤掉實實在在的重荷。弋舟解剖了一種脫離困境的救贖，即，人物或許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獲得救贖，自救或許會永遠陷于某種封閉又循環的軌跡中。小說中有個不斷求助的人物叫劉經理，是一個被“世界”打敗的典型的弱者，面對強悍的世界，他完全招架不住，作為弱者的他會沉入在自己的邏輯里，具體的體現便是不斷的逃離，用小說中的話說叫“去了一個朋友的家”，而且，他不斷從“一個朋友家”到“另外一個朋友家”，至于這個具體的“朋友的家”在哪里，誰也說不清楚，或者有沒有這樣一個“朋友的家”小說在結尾也發出了強有力的質問：何處是你朋友的家？我們不知道這個“朋友的家”在哪兒，我們知道的是，他永遠處于一個閉環里，或者一個俄羅斯套娃里，不知所蹤。

《羊群過境》對救贖之路充滿了想象。離婚之后的“我”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父親天天與一把琴并肩生活，而“我”，需要用一個出行計劃的兌現來重拾生活，這把琴就是前程中的關卡，掃除了它，父親就會聽命于“我”，滿足“我”重新給世界布局的企圖。但是身為“我”兒子的父親“我”在“我”父親面前畢竟還是兒子，“我”說服不了父親，更無法違抗他的意志，也就無法實現重新布局“世界”的企圖。無法說服父親去甘南吃羊肉的“我”，閉著眼睛，恍惚看見蒙古國贈送的三萬只羊，在蒼穹之下，在高原的地平線上，在開始泛出沉著的普藍的天邊，正滾滾越境而來。這種想象滿足了“我”重新掌握世界的企圖，但是，“羊群”也僅僅是小說中虛無縹緲的想象之物，無法承載起救贖“我”的艱巨重任。

在《核桃樹下金銀花》中，救贖的意圖、行動和最終結局更為明確。郵遞員“我”是一個失敗的胖子，胖讓“我”自卑，對這個世界抱有不大不小的寒磣的敵意，但“我”對自身還是有所要求的，一直努力希望自己能找到點兒什么，而“要找點什么”這個念頭本身，是左右“我”的真正的動力，可以看出“我”的力量之源有多么的虛無和薄弱，這也就導致了一個一百九十三斤重的胖子“我”在“找到點什么”的道路上其實什么也不會找到，所以，借助于自身也很難完成對自我的真正救贖。小說在整體上其實是一個虛無的樣本，所以，“我”的朋友張恒、“我”的郵遞員身份、騎行的電動三輪車、玉林街，很有可能全部來源于我的想象。也許，那個和我一樣的胖女孩也是想象之物，但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出現在小說中，也就出現在了“我”的想象里，在弋舟舉重若輕的敘述中，胖女孩顯得優雅、從容、自信、大方，她令“我”在那個下午與“世界”達成了片刻的和解，并給“我”指認了此生的第一棵樹木，告訴我核桃樹和金銀花的故事，啟發了“我”對原野展開想象，她重塑了“我”，拯救了“我”。而這種救贖，是他救，而非自救。《核桃樹下金銀花》的結尾，“我”手中的快遞包裹，也終究郵寄到了收件人手中，在小說中，這個收件人被指認為是上帝。包裹里是滿滿一箱的核桃與金銀花。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結局，首尾呼應，小說在結構上也形成閉環。

弋舟似乎也在進行一場關乎敘述的博弈，在一種真實與虛幻、沉重與輕盈的敘述中，讓人物與強大的“世界”建立聯系，發生對抗，目睹“世界”的殘忍強大與自身的平凡渺小后仍不退縮，堅韌又倔強地沖進漫天遍野的壯觀的花海里。

（李英俊：文學記者、編輯。業余寫小說，發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