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超越了任何已有經驗，其速度之快、變化之大令人驚奇，也令文學表達應接不暇。如果我們仍然篤信文學是人學，那么我們就必須重視文學作品對個體的塑造和展開方式。關于這一點，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有過形象的比喻。他說，西方社會以個人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好像是一捆柴，幾根成一把，幾把成一扎，幾扎成一捆，條理清楚，成團體狀態；中國鄉土社會以宗法群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的網絡關系，是一種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里，以這個石頭（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標示社會關系的親疏。這正是中國人在幾千年“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引導下形成的家國一體、休戚與共的整體觀念。

河北文學始終注重從現實觀照出發，去考察個體與家國之間的良性互動。自古及今，從“志深筆長，梗概多氣”的燕趙風骨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大儒風范，都昭示了文學對個人與國家民族之間聯系的深切觀照。當代河北文學中的家國情懷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在個體作為國家公民、國家主人意識的逐漸覺醒過程中形成的。個體成長、個人生活追求與民族解放、國家建設理想高度一致，不僅讓中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建設奇跡，也令講述中國故事的文學作品具有了超越時空的經典價值和永恒魅力。

梁斌的《紅旗譜》中有這樣一段話：“當她（春蘭）一個人在小窩鋪上做著活的時候，把身子靠在窩鋪柱上，仰起頭來想：革命成功了，鄉村里的黑暗勢力都打倒。那時她和運濤也該成了一家子人了。就可自由自在地在梨園里說著話兒剪枝、拿蟲……黎明的時候，兩人早早起來，趁著涼爽，聽著樹上的鳥叫，彎下腰割麥……”戀愛中的少女無疑是最美的藝術形象。在這段話里，春蘭的夢想“和運濤也該成了一家人”“自由自在”是與“革命成功了，鄉村里的黑暗勢力都打倒”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革命通過對美好生活的許諾來獲得最廣大人民的擁護，而文學則通過揭示兩者之間的關系來賦予革命以正義性和感召力，同時建構起個體與家國一致的未來圖景。

孫犁在《白洋淀紀事》里為水生和水生嫂設置了一段對話。水生說：“我是村里的游擊組長，是干部，自然要站在頭里，他們幾個也報了名。他們不敢回來，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來和家里人們說一說。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女人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她才說：“你走，我不攔你，家里怎么辦？”

能不能舍小家顧大家是淀上人家“先進”與否的判斷標準，而“先進”并不僅僅是強加于這些水鄉百姓身上的某種空洞概念，它還是一種具體的道德準則，是民族獨立自尊的具體表現形式，更是接受革命教育之后的民眾展現個體尊嚴的重要方式。所以，下文中戰斗過后女人們有了這樣的議論：“水生嫂，回去我們也成立隊伍，不然以后還能出門嗎！”“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過二年，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誰比誰落后多少呢！”在這樣的表述中，積極的抗戰思想與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地位、情感掛上了鉤，這就使得宏大的戰爭敘事有了具體而微的情感化表達，并使之成為文學的審美對象，獲得了遠遠超越當時時代背景的藝術力量。

新時期以后，隨著個人主體意識的不斷加強，文學為個人欲望的表達和張揚贏得了正當性。但是河北文學與生俱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它格外關注社會現實以及變動不居的時代中人的變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所關注的“人”始終是處在某種時代浪潮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談歌的《大廠》關注到了廠長呂建國、書記賀玉梅這些站在時代潮頭的人物，也關注到了不肯給廠里添亂的章師傅，關注到了五車間小魏的女兒……對于圍繞大廠出現的所有人來說，廠就是家，所以工人生病、家庭困難都是廠里的難題。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現實，是現代企業的不合理負擔，但我們仍然必須承認，在生產力不十分發達、社會保障不太健全的情況下，由單位承擔職工一部分生活負擔，將職業工作訴諸情感、責任和道德，是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一種正當合理的選擇。當我們從建立效率優先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緊迫感中回過神來，客觀看待“以廠為家”和大廠熱愛工人的老傳統時，也許會發現作家超越時代的敏銳和那種脫離時代語境的對平凡個體的共情。

關仁山的《金谷銀山》被認為是向柳青《創業史》致敬之作，但關仁山面對的時代話語是不斷被加持的個人奮斗神話。從北京返回山鄉，范少山幾乎可以算得上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成功，但是面對德安老漢的死，他失去了平靜：“一個人活得沒指望，一個村活得沒希望，那就是生不如死！鄉親們的指望在哪兒？白羊峪的希望在哪兒？從墳地走回的路上，范少山邊走邊朝著村子大喊：‘白羊峪——等超人來拯救你吧！’”但很快范少山就被狠狠打臉，他被騙了，他不是超人。作家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并沒有把范少山寫成一個無欲無求的高大全人物，也沒有把作品通俗化寫成無限開掛的個人成功史，后一點在當下顯然更為重要。范少山是一個凡人，他只能做最普通的事，但他仍然成功地完成了很多有益于鄉親的事。恰如郭沫若在《新兒女英雄傳·序》中所說，主人公們是“平凡的兒女，集體的英雄”。《金谷銀山》引導個人回到鄉村，回到屬于自己的社群和歷史中去，在帶領村民致富的過程中達到個人理想與國家意志的高度協調統一，并在這個過程重新發現自我、完善自我，這就是《金谷銀山》為我們提供的最可寶貴的時代經驗。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固然是一種高度凝練的藝術隱喻，但又未嘗不是來自傳統和現實交匯處的百姓心聲。河北文學在強烈的現實觀照下成功書寫了不同歷史階段中個體與家國關系的變遷，也為文學如何進入并記錄時代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