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文長篇新作《有生》（《鐘山》2020年長篇小說A卷），力圖呈現(xiàn)的是塞外百年家族故事與鄉(xiāng)村圖景——這正是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敘事偏愛處理的歷史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更是對寫作者最富誘惑的召喚和最具難度的挑戰(zhàn)。

已經(jīng)有太多類似題材的作品珠玉在前，在人物塑造、情節(jié)結構設計、文學觀歷史觀表達探索方面早已蔚為大觀?？梢韵胂蠛鷮W文此次寫作的興奮點所在：他將以自己獨特的思想力、審美偏好和行文風格，再一次刷新“百年中國鄉(xiāng)村敘事”這個始終在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占據(jù)“C位”的大題目，并有可能誕生文學譜系中新的經(jīng)典場景和人物。而這又實在是一次冒險的文學旅程：背靠身后那些鴻篇巨制，它既要能夠被列入那層巒疊嶂的文學譜系，有來處、有承襲、有根底，同時又必須是突兀新鮮的“這一個”。套用?？碌囊痪湓?，重要的不是歷史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歷史的時代。胡學文的百年敘事又將如何對應今時今日的時代焦慮，如何賦予它足夠的有效性和說服力？上述種種，是胡學文此次野心勃勃的長篇寫作必須要面對的巨大挑戰(zhàn)。

首先，胡學文須設置一位強有力的敘述者，輕盈而深沉地去實現(xiàn)“四兩撥千斤”的視角力量。祖奶喬大梅，成為小說主要敘事人，經(jīng)由她的視角，在其一天一夜的回憶性講述中，讀者進入《有生》的文本世界，進入宋莊，這個中國塞外村莊百余年的歷史與現(xiàn)實畫卷徐徐展開。作為“塞外最有名的接生婆”，祖奶“一生接引一萬兩千多人”，親手助產(chǎn)和見證了一個又一個嶄新生命的到來；而頂著“這孩子命……大”的預言出生的喬大梅，又在百歲人生中親身歷經(jīng)身邊幾乎所有親人的死亡，目睹著世事滄桑和歲月變遷。超出常人的死生之間的切身經(jīng)歷，使得祖奶被賦予了一種現(xiàn)實邏輯上的傳奇性，她被鄉(xiāng)鄰逐漸神話和膜拜，成為超力量的化身；同時也充滿文本邏輯上的戲劇性，人物自身的矛盾和撕裂反而成為文本的巨大張力。小說開篇，百歲有余的祖奶正在不會說、不能動的狀態(tài)中，高速運轉著自己敏銳的聽覺和回憶功能，以自己歷經(jīng)生死、了然通透而又充滿悲憫的心智和心境，講述著百年來這片土地上的起伏與生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說“她是宋莊的祖奶，她是塞外的祖奶”，她是歷史風塵的見證者，經(jīng)由這一視角的觀照、理解和講述，文本中的百年家族歷史獲得了既具體細微的景觀性和血肉感，同時又具有遼闊深遠的超越性。

當然，胡學文還需要找到獨屬于自己的長篇小說結構，足以承載百年敘事之開合的熨帖而獨特的節(jié)奏。他創(chuàng)造性地設定和使用了“傘狀結構”，除了以第一人稱敘述者出現(xiàn)的祖奶，文本中還有第三人稱敘事的五個視角人物，他們都是祖奶接生，也因此與祖奶或多或少、或遠或近地發(fā)生著關聯(lián)，他們的故事、命運，他們的人生圖景，分布在四面八方又始終圍繞著祖奶，且通過她獲得或顯或隱的關聯(lián)，如同傘柄和傘布。在創(chuàng)作談中，胡學文自述這是自己妙手偶得的小說結構。結構的選擇和設定，往往體現(xiàn)著作者對自己所處理的題材和經(jīng)驗的基本理解。在這種結構中，當下講述與歷史敘事互為映照，人物之間相互印證，塞外鄉(xiāng)村的百年景象漸次浮現(xiàn)和清晰起來。

《有生》之前，胡學文的小說一直專注于中短篇，特別是中篇小說的寫作，在中篇這個更適合“故事”的文體和體量中，他的情節(jié)鋪陳和推進能力愈加爐火純青。那些生活在鄉(xiāng)村和小城鎮(zhèn)的人和事，村夫農(nóng)婦、基層辦事員、個體小老板等，往往在胡學文的小說中充當著絕對的主角。他筆下的人物，大都是中國農(nóng)村最普通、最老實的人，不打眼，不折騰。他們沒有太多的宏圖壯志和遠大人生圖景，只想平安、本分地過小日子。然而命運未必會因此而厚待他們，該碰上的磨難，該遇到的坎，往往會在某一瞬間不期而遇。胡學文對他筆下的人物，往往很“虐”，他精心構建了一次次命運的無端來襲，把那些抵抗力量不夠、心理準備不足的小人物們，瞬間擊倒；而猝不及防之后，貌似不堪一擊的他們慢慢地站起來，定住了神，穩(wěn)住了氣，以自己的方式開始了迎難而上的絕地反擊。除了受苦遭罪之外，他看到了小人物面對人生厄運時內(nèi)心激發(fā)出來的反抗力量，那種躲在角落里隱藏著的堅韌。在這個過程當中，胡學文淋漓盡致地呈現(xiàn)了小人物的善良、寬厚、淳樸，當然也包含著怯懦、狹隘、狡黠，底層社會的本真良善與藏污納垢。小說的力量由此生發(fā)和激蕩，敘事張力、人性內(nèi)涵和文化歷史反思，水乳交融地滲透籠罩在文本的字里行間。

作為胡學文近年來傾盡心力的作品，《有生》應是他最“隆重”、最具野心和抱負的長篇小說寫作。近幾年在一些文學場合遇到胡學文的時候，總覺他行色匆匆，問及最近在忙什么，他總是回答“在寫長篇”——能感覺到，胡學文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是把自己重重地“扔”進宋莊，同那段歷史和那一群人“朝夕相處”，甚至沉溺其中，反復尋找、感受和觸摸那些虛構之中卻又似乎真實無比的人和事。胡學文之前很少涉及長篇寫作，而這一文體除了挑戰(zhàn)敘事的耐心與耐力，更是對作家自己的一次整理，從思考力、心路歷程到具體的技術操控、語言把握，是作家面對自己一直以來寫作慣性的一次矯正和修改。一個作家對生活的態(tài)度，他的小說價值觀、文學世界觀，他的寫作技術，都可以在長篇的寫作中獲得對自己的再認識和再思考。而《有生》保留了作者爐火純青的講故事能力，六個主要人物祖奶、如花、毛根、羅包、楊一凡和喜鵲的命運人生的敘述，穿插其間的傳奇色彩、戲劇性與現(xiàn)實感恰到好處地完美結合。然而故事不再是胡學文敘事的最大著力點，不同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的充分表達，是為了從不同層次去支撐“生”與“死”的文本主題。胡學文仍然致力于“人物之小與人心之大”，而這一次，又對歷史隆重地伸出手，他更想探究的是“人物之小與歷史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