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的碎片化，我特指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即學術研究上把研究對象不斷降級分解分層，乃至于粉碎到原子化、單子化為止的行為。就像面對一只碗，因為前人已經定位成吃飯的工具，后來的人面對同樣的器皿，就不再談碗隨時代變化而派生的新的文化和價值功能了，只盯著碗釉之上的細密紋路和顏料的成分，以自我感覺為中心沒完沒了去撰寫秘傳趣味。其結果是，洋洋灑灑幾十頁幾百頁過去了，讀者卻只能在一堆顏料的海洋與一片茫茫然的瓷片天空望碗興嘆，因為讀者面對的已經不再是具體的碗，而是碗的一個分子或一個原子、單子。總之，把完整對象粉碎成細末，是碎片化的終極追求。

當然，系統論述人文學術碎片化的歷史源頭及其始作俑者，當推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和富里迪的《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兩本書。前者從社會進化的角度指出，人作為主體如果不能以康德所說自覺使用自己理性來干預日趨消費化的社會運行，那么，人遲早有一天會變成自己的消費品而宣告人本身的終結，建構意義生活、價值生活所需人的完整視野，也必將消失。后者致力于人文知識分子——這個曾經以塑造人類價值生活藍圖為志業的群體為觀察對象，毫不客氣地指出，如果這個群體對洶涌而來的項目經紀人化或所謂專家主宰的世界碌碌無為，那么，當他們舒舒服服變成小技術官僚的那一天到來時，非但人的完整視野沒有了，而且會連同自己的主體性及看待對象世界的心情也都蕩然無存了，可想而知，剩下的只是被消費過或被無端棄置一邊的所謂知識渣滓。

前面說這么多，我想指出的現象是，某種機制不讓該看見的人看見，或者不愿讓看得見的人去注目，因為他們把發現機制視為陳舊的、不合時宜的命題，自然不能算創新。這結論自然不是我的一己私見，早在2016年華中師范大學的徐勇就已敏感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徐勇是在《破解項目體制造成的學術“碎片化”問題》一文中，并沒有劍拔弩張地批評某個具體學者的具體學術問題，而是將眼光移向造成如此學術現實的機制和社會大背景。他認為項目體制是導致學術研究碎片化的最突出現象。首先，項目經費額度將學者切割成孤立的個體。在我國，每年的項目都有一定的經費額度。從文科來看，即使是重大項目也不到100萬元。這些錢對于某種個人研究來說，不算少；但對于一些具有學術文化工程類的研究來說，就太少了。除極其個別的情況以外，現有的項目體制將學者切割成一個個學術格局“小氣”的原子化的個人。每個人都在為一筆筆小小的經費奔波勞碌，經費總量雖少，但對于個人來講卻十分重要，也導致難有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成果的產出。

其次，項目管理體制造成重復和浪費。近些年，我國的社會科學發展迅速，項目日益增多。在社會科學項目設計中，絕大多數都會將調查作為重要方法，調查在項目經費預算中占有較大比重。但每個項目的調查是互不關聯的。換言之，每個項目投入的調查經費對于其他人的調查，甚至對本人今后的調查都不會產生持續價值。因為學者完成一個項目后，又會根據項目指南去獲得新的，甚至與原有項目毫不相關的項目。于是又會產生新的調查及其經費，如此循環往復。

徐勇關注的是社會學和經濟學，多為現實應用對策研究。可是，這樣的機制一旦形成并且富有操作性，便是普遍的和意識形態性質的了，自然波及到廣義的人文基礎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表現是學術的等級化，重大的和面子上的研究似乎只配位居中心的、終評委級別的學者所分享，分攤給基層的、邊緣地區學者的，也就只能是邊角料、下酒菜，即是說，想要讓研究有出頭之日，只能進入此等機制運行軌道，別無選擇，只好往邊緣、往犄角旮旯、往生冷怪僻的方向走，甚至不成文規定是，越小、越碎、越不起眼、越不被人注意，便越有價值。很顯然，在如此邏輯中，對象的價值、意義已經完全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你做得是否足夠小、足夠冷僻、足夠聞所未聞，哪怕翻出早已被現代知識分子扔到歷史垃圾桶里的玩意兒，只要終極評審不曾聽說過，就可以堂而皇之被賜予創新之桂冠，緊接著它也就成了學術生產流水線上一個繞不過去的環節。

如此怪誕邏輯，可想而知，我們若假以“將來”來審視，要么留下的是一堆誰也不懂更遑論誰還能用得著的學術垃圾，要么被強行鐫刻在學術史顯赫位置的是終極把關者所青睞的來自教科書末端的“贅余”。

我無意于詆毀項目化學術，也無意于去破壞終極把關者的好心情。只是行道在此多年，切身體會實在太多。當你激情滿滿去申報“正面的”“重要的”“基本的”議題時，你突然被告知，這問題不該你關注；當你倉皇應戰，攛掇一些根本沒有任何積累的散亂段落，本著中彩票的心態一試時，你卻中彩了。更有勝者，當你信心滿滿在自己熟悉的領域躡手躡腳呈報一沓心得體會想博得同行認可時，你碰到的只是一鼻子灰；而當你以頑主的諧謔拼湊一些炙手可熱的關鍵詞時，你卻忽忽悠悠蹬上了學術的船。

總之，碎片化其實并非個人所愿有，而是背后操盤手在掌控。既如此，與其沒完沒了指責學者個人的學術碎片化，不如質問隱身于學術后臺、神龍見首不見尾，卻大步也不邁出學院高墻、一頭栽進學科教科書陷阱的碎片化學術評價機制。我向不以最壞的心思揣度擔綱民族學術大任的學者的狹隘心胸，但事實一再證明，至少部分擔綱大任的學者以自家一畝三分地為尺度所構成的學術機制，其實正是人文學術研究日趨碎片化的真正推手。他們總自信地認為學術就是“學”和“術”，無關價值判斷，也無關意義建構。如果真是那樣，進任何一座圖書館隨便翻翻即可，既溫習了知識，也陶冶了情操，還要現在的學術干什么？

當下人文學術的首要任務，當然不是給無限小下去的個體化趣味賦形，也不是全無底線地撰寫和銘記邊邊角角、奇奇怪怪的“知識”和“經驗”，而是重新建構新時代的整體性和新時代人們普遍的價值訴求。既如此，打破使學術評價機制碎片化的惟一辦法，只能是最大限度釋放民間學術訴求并使之自由多元地進入學術體制，那么，就有必要叫停高墻之內少數幾個話語權執掌者的裁決，讓學術的終端成果代替“指南”式的私人訂制，如此，才能激活死寂的表面卻好像又是“多元化”的碎片化學術現狀，完整的人的形象和完整的社會結構，才能回到正常的學術觀照平臺，福柯意義的解構主義方可回到它的本意——去掉知識的無用無效，喚回新時代應有的新感知和新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