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文集》，陳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寅恪文集》的再版，最初的動議是紀念這套書，也紀念陳寅恪、蔣天樞兩位先生。《陳寅恪文集》的出版，當年是學術界的大事，現(xiàn)在回看，可以說帶動了中國近四十年文史研究的轉(zhuǎn)型。

知道陳寅恪先生，大概是在1972、1973年。最初是看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對陳寅恪先生提出的李太白氏族問題之推測，郭沫若引李白的《上云樂》詩來加以否定，后來更聽到郭沫若說他大躍進的計劃，是準備用十五年時間，在學問上超過陳寅恪。當時真不知道陳寅恪是何方神圣。

《陳寅恪文集》當年是陸續(xù)出版的，最早一冊是《元白詩箋證稿》，1978年4月出版，那時還沒有用文集的名義，僅是再版。那時我還在讀本科，準備考研究生，立即就買了。1978年到1981年，文集陸續(xù)出版，成為讀文史的師生普遍閱讀的著作，影響非常廣泛。《柳如是別傳》剛剛出版，同學束景南看得很仔細，有一段他看得非常之興奮，是講到陳子龍和宋征輿爭柳如是，宋急到跳河。我研究生畢業(yè)典禮上，朱東潤先生還提到他讀《柳如是別傳》的感覺。

蔣天樞先生，我和他的直接接觸應該說不多，也不熟，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蔣先生1988年送醫(yī)院的時候，邵毅平和我一起去的。我記得到華東醫(yī)院臨走要上車的時候，章培恒先生拿出一大疊十塊錢的人民幣，抽了好幾張給我們，說是把蔣先生送過去。我印象里好像是有點涼的時候，大概是春天。

雖然我和蔣先生接觸不多，但有很特別的因緣，我們當時宿舍住六人，每天都在的是我和束景南，天天在宿舍里留守，其他的都是上海人，可以回家。所以，我跟朱先生讀書，束景南跟蔣先生讀書，有關的情況每天反反復復談。邵毅平入學第一天，蔣先生問道“‘讀書必先識字’是誰說的”，當天晚上我就知道了。當時，我自己的學問有很多欠缺，很愿意聽各方面的教導。通過束景南，我理解了蔣先生的學術，也了解了蔣先生治學的方法。輾轉(zhuǎn)得自于蔣先生的，就是凡是讀書要先校書，校書自己要備書，有好的版本，自己手上的書反反復復地校。

我在復旦讀書受影響比較深的，開始是陳允吉老師，讀研以后是朱老和王運熙先生。王先生給我們講專業(yè)基礎和文獻學兩門課，文獻學中版本校勘的部分，請徐鵬先生講過一次還是兩次，真的沒有很好的訓練。從束景南那里聽到蔣先生所講的種種方法，我是樂于接受的，也是多少年以來堅守的工作。我雖與蔣先生沒有很深的接觸，在學業(yè)上又曾深受其影響與啟發(fā)。我特別愿意講的是陳寅恪先生文集的出版，對于最近四十年中國文史之學轉(zhuǎn)型所起的作用，特別是對唐代文學。唐詩研究，現(xiàn)在學者特別強調(diào)陳寅恪先生治學的核心是詩史互證。更直接地說，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大概是與他的家學以及他早年的讀書習慣分不開的。

近年來，陳寅恪先生的讀書批點本陸陸續(xù)續(xù)地出版。關于批點本，我坦率地說，水平高下不一，有的非常普通，有的一兩句里邊會特別的奇警。前幾年，北京某出版社給我寄了復印的陳寅恪先生批的吳汝綸注的韓偓詩。開本很大，印得也漂亮，吳汝綸兒子入民國以后，做了教育部還是司法部的高官，所以把吳汝綸校的韓偓的詩印得很好看，天頭地腳很寬，字也很大。陳寅恪先生批得非常詳密，很多內(nèi)容實際上是抄震鈞撰的《韓承旨年譜》，引了大量的史書，多數(shù)是常見的。有幾首詩的解讀有特別的見解，我當時敷衍成文。后來那個出版社說沒有得到家屬的授權(quán)，書就沒有出。

大概是二十年以前，1999年參加廣州開的紀念陳寅恪先生去世三十周年的會，我還寫過一篇《陳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獻利用》，發(fā)在《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二期上。陳寅恪先生早年的學術準備，我相信一點，他讀過、批校過的書數(shù)量極其巨大，加批有的多一點，有的少一點。我剛才說水平高下不一，原因就在于，在他早年讀書過程中，對于一個文集的各種細節(jié)曾經(jīng)詳細地加以追究，這類工作的數(shù)量，現(xiàn)在存下來的只不過是泰山一毫芒，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從這很少的部分，可以推知他的讀書準備特別的充分。比方說，在《陳子昂集》的批校中只有幾句話，但是有一句特別地突出。《感遇》其八（“如何嵩公輩，詼譎誤時人”），陳寅恪這里批說是針對《大云經(jīng)疏》說的，陳子昂的詩里出現(xiàn)一個詞叫“嵩公”。別人都是從《神仙傳》里找出處，陳寅恪在這里讀出來，“嵩公”是指北周的衛(wèi)元嵩，《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里講到唐代建國讖言，有一段是衛(wèi)元嵩的讖言，敦煌遺書中有衛(wèi)元嵩的一組六字預言詩。而且，《大云經(jīng)疏》在武后要篡奪大唐江山時造輿論文字中，捏造了大量的偽讖，其中就有托名衛(wèi)元嵩的讖言。陳寅恪這句話讀出來的意思，在后來他的各種著作都沒有用到過，我沒有看到他再說過，但是這句里邊他讀懂了這一點，對于理解陳子昂對武周政治某些陰暗面的看法，非常重要。

陳寅恪講元稹和白居易的佛教修養(yǎng)，引到元稹給白居易的信里的一句話，講他讀到《法句經(jīng)》，還有《心王頭陀經(jīng)》。以前都沒有解釋這是什么書，但是敦煌遺書出來以后，陳寅恪特別說明兩部經(jīng)的水平是極差的，是層次很低的民間傳的偽經(jīng)。由此得出結(jié)論，這兩位的佛學素養(yǎng)都不高。

所以，在文史互證的層面上，二十世紀前五十年國內(nèi)的唐詩研究，如果要列舉代表性的學者，就有聞一多——聞一多的幾篇文章都寫得很漂亮，純粹從文學感受的立場上來說的。前些年，陶敏先生曾經(jīng)寫過文章，現(xiàn)代唐代文學研究的眾多法門，在聞一多那里都開始了，可惜沒有再繼續(xù)展開來做下去。另外一位是浦江清。我覺得他最好的論文是《花蕊夫人宮詞考證》，對歷史懸案做了徹底的追究。最近因為看到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書”出了浦江清的《中國古典詩歌講稿》，講得很中肯，各個方面都獨特而深邃，可惜未盡其才。

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部分的代表作是《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兩編中與唐詩有關的系列論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也有好幾個部分涉及。他善于在常見文獻中讀出一般人讀不到的問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引韓愈名篇《送董邵南序》，看到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在中央朝廷之失意，進而到河北去尋求出身，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兩種不同政權(quán)之對立，士人做出了不同選擇。

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很多個案研究和傳統(tǒng)的文史考據(jù)有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談到的問題、看問題的立場，都非常特別而新警。對問題之探究，傳統(tǒng)考據(jù)最大的問題就在于，無論是歸納式的還是演繹式的，一個問題從提出到解決，證據(jù)舉一端或者是轉(zhuǎn)一兩次就有結(jié)論了。陳寅恪的考證最特別的地方，很多問題之追究是打三四個不同的彎，是反復地推究史料以后得出新的結(jié)論。比如關于李德裕之去世和歸葬的年月，李德裕的《會昌一品集》的外集中有所謂悼念韋執(zhí)誼的文章，而且稱韋執(zhí)誼為“仆射”。陳寅恪的考證證明了，韋執(zhí)誼在順宗時候最高的官到什么位置，韋執(zhí)誼稱仆射是他兒子官高以后的追贈，他兒子韋絢要能夠為他的父親來追贈仆射的話，必須到咸通年間。這樣的考證，他不是停留在一個文獻的表面上，而是在問題提出以后，一層一層地剝開，多層地加以推究，得出可信的結(jié)論。這樣的方法，包括全面地占有材料，讀懂詩文本身的內(nèi)在意思，以及破除傳統(tǒng)的定說與一般正史或者常見史料的局限，努力追求事情的真相。陳寅恪對李商隱的一首《無題》（“萬里風波一葉舟”）詩，也是通過這樣反復地推究得出結(jié)論的。

對于元白詩的箋證，以前很多人傳為笑話，陳寅恪怎么去探究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好像看起來很無聊，這一個案其實包含了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傳說和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當然除了陳寅恪，陳垣也做過同樣的題目。這個題目實際上是指出唐人筆記以及《楊貴妃外傳》所談的傳說，不盡可靠，用唐代最可靠的直接的材料，比方《唐大詔令集》所載詔敇，來追究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這樣一種廓清，對于問題的提出是很重要的。

《元白詩箋證稿》里有大量很精彩的部分，比方說元稹和白居易詩歌成就的差別。陳寅恪的說法其實非常簡單，白居易的新樂府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一詩一主旨，一首詩只講一個題目、一個宗旨；而元稹思維纏夾不清，一首詩里，常常講兩三個、三四個不同的主旨，所以白居易的詩更具感染力。

他在講到元白的私生活層面，探究下去真的有意思。他在讀書中，探討了元稹的文集以及元稹原集的面貌和流傳的文集之間的差距，以及元稹的那些艷情詩講到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這當然是一個老話題，陳寅恪的論述特別關注元集不收而當時風行的艷情詩和風情詩，他認為《才調(diào)集》所保留的這一大批詩，本來應該是元稹文集的一部分。他在元稹這些詩里讀出，元稹和崔鶯鶯來往之初，抱著我們現(xiàn)在講的不健康的心理。他更進一步地在元稹的詩里，就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最感動人的那一批悼亡詩，讀出元稹內(nèi)心所想和口頭表述之間的巨大落差。他指出元稹的第一個妻子韋叢，即韋夏卿的女兒，她的家世以及韋叢本人的素養(yǎng)和能力，他認為韋叢有家室背景，但并沒有太多的才華，那些詩敘說貧賤夫妻日常生活之中，反而給人感動的力量。他進一步讀出，元稹的詩里邊是這樣寫，但實際的行為中，在韋叢去世不久，就馬上納妾安氏。再婚的夫人叫裴淑，陳寅恪讀出裴淑的文學能力和藝術修養(yǎng)比前面一任要好得多。這樣解讀作品，呈現(xiàn)了大量的新意。

在闡釋白居易的新樂府的時候，陳寅恪強調(diào)不僅要解讀詩里的意思，更要聯(lián)系史實，把白居易寫這些詩到底要講什么，涉及到什么，內(nèi)中的隱情給講出來。比方說，我們讀得最多的《賣炭翁》，陳寅恪讀出白居易的詩里所包含的實際上是宦官宮市、賣炭翁以及朝廷中的政局變化，以及內(nèi)官所起的作用。這樣的例子非常之多。

我覺得，最近四十年唐代文學的研究，其中包含的問題就在于到底文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是不是要切割？陳寅恪把文學看作一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的文學活動，從中見到從皇帝到官員各種交往的過程中所包含的內(nèi)容，就是史書會忽略的歷史的某一個場景中的特定真相，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最近的幾十年中，當然不僅僅是陳寅恪先生一個人的影響，還有岑仲勉先生，說明所有存世的唐代文獻都有傳訛，所有的文學或者相關的材料都是可以作為史料利用的。傅璇琮的研究在法國社會學派的影響下，看各個層次的文人活動，以及在某些片段的可信之中，去重構(gòu)這些詩人的生平狀況。進一步說，全面地考訂作品，闡發(fā)新史料的價值，以及最近幾年比較多的唐人別集之箋證，這些工作有各種不同的學者和學派的思想的影響，也有方法的繼承。可以說，陳寅恪先生的方法和治學的影響是最為巨大的。我在前年年底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最近四十年國內(nèi)的唐代文學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我甚至用了“唐詩研究的黃金時期”的說法。唐代文史研究中陳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等前輩所達到的高峰，使得后繼學者必須到了這個層面上才有繼續(xù)展開研究工作的可能。

（此文系據(jù)陳尚君教授在紀念《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紀念版發(fā)布會上的發(fā)言整理成稿，并經(jīng)本人審讀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