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好的文學寫作歷來能夠展現作者對人類生命處境的把握。浪漫主義文學高歌人的渴望與沖動；現實主義文學反映人對社會的思考、同情和批判；現代派文學在哲學思辨中最大限度呈現個體精神的幽微和緊張，以象征手法提煉抽象的生存命題……它們都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成為主導性的文學表達形式，并與相應的時代思潮、哲學思潮密切相關。從這一點上講，文學從不能脫離歷史和人的處境而實現自身被公共接受的目的，寫作必然包含作者所存在的特定歷史語境。而作為對自身生存處境的觀察者，意味著不同作者即便命運的經歷不同，寫作的主旨不同，但時代的共性是必然的，作者需要對自身處境的觀察、描摹、總結，從而獲得經驗的認知，呈現相應的時代面貌，實現藝術對人性的關照。而一種創作手法的“長盛不衰”首先需要實現讀者的普遍接受和公共認同，需要經由作者對確定歷史的觀察和反應后進行寫作，從而進入到更多人的具體閱讀過程。

就中國文學而言，“新啟蒙”以來的文學創作首先面對的是文學觀念的大量輸入，諸多后現代理論更關注“怎么寫”而不是“寫什么”。解構主義伴隨著“后現代性”的話語，被認為包含著對觀念意志的反叛，對文學批評的話語影響之處卻在于促使相對主義甚囂塵上。人們以德里達對純粹意義的否認，又借用利奧塔的“元敘事”解體等后現代理論來說明事物價值標準的分散和多元，一方面認為文本應當表現非理性，需要表現對破碎和無意義“強烈共鳴”，荒誕、夢境和暴力中也尋找“回到文學本身”的可能；另一方面，文學創作的形式、語言和主題的斷裂成為文學敘事的重要表現手法，并且強化為特定而有效的藝術表現方式，重新成為一種前置立場。盡管在作為學科建制的文學領域，具有自身的“時代癥候”，體現為對個人的重新發現，但歷史本身的確定性很難得到認同，也人為地隔絕了創作進入現實并以歷史為基礎滿足更廣泛審美需求的可能。

回到創作本身，可以發現，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是新時期乃至新世紀以來中國最基本的事實。但現實中的人們面對市場經濟，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的悲歡離合，卻并沒有經由“講求敘事手法”而非“優化敘事內容”的創作得到有效的公共認同。

事實上，全球化時代人們需要一種更貼近普遍個體的寫作樣態，非虛構寫作的優勢正在于使寫作從特定創作理論和思潮中解脫出來，既非語言游戲、結構拼貼和形而上的自我抒情，也非類型化的大眾文化想象，更多強調個體邏輯和個人聲音的真實和獨立、歷史細節的客觀以及生活本身的張力與戲劇性。也正因如此，非虛構文學以十分樸素的方式抵達公眾，成為長盛不衰的寫作形式。

一、“復調”與理解的公共性

任何一種寫作都包含著作者對特定事物相關信息的接受和闡釋，但在加工方式和立場上卻有所區別。突出和強調作者個人的文學技巧、文學觀念的寫作，具有文學批評意義上的分析和辨別作用，但也使作家抹去了寫作的“艱辛”一面。被技巧與“創作觀念”綁架后的文本，是“走不出去的交叉小徑”；而作者觀念的“深刻”和語言的“游戲”，卻體現為可識別的復雜生活情理的消失，以及具備共通感的生活邏輯和相應形象的缺失。事實上，閱讀作品時深刻的情緒體驗需要通過形象自身的邏輯實現，包含著形象的客觀性和多意性。而非虛構寫作摒棄了建筑在觀念化技巧和泛濫精神分析上的“投機取巧”，講求記敘的完整，也講求寫作者對人性邏輯自身飽滿度的追求。

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中，每個主人公都是永不完結的對話中的一種聲音和立場，而不同的視點彼此聯系在一個復雜的、多聲的統一體中，不同聲音之間的對話關系構成“復調”。寫作公共性的達成需要具有對人物形象自身聲音的高度包容，即對客觀現實本身復雜多義的開放態度。而真實的行為邏輯推動之下的情節，從一開始就與讀者期待視野中關于現實社會的經驗和理解有更多的關聯，也因此，邏輯充分且每個人都能發出自身聲音，人物形象才具有充足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舉例而言：袁凌《寂靜的孩子》中，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時代浪潮中“身不由己”的父母，貧富差距之下從來無法公平的教育資源、生存資源，教育成長過程中呈現出內心深處細微的痛苦和千奇百怪心理問題的孩子——當代孩子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不同個體不同遭遇的具體呈現，才不至于停留在人們想象中的千篇一律的天真爛漫。這些孩子面對生存、生活、未來，表達自己的需要，呈現與父母、長輩關系時絕非面目一致的孤獨和敏感，才真正有了觸動人心的力量。而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以入微的觀察、細膩的筆觸突出每一個“傳銷者”的個性，以及相應的無知、善良、愚昧、堅韌，既在情理之中，又具體化了不同人相同生存選擇的來龍去脈，擁有紀實文學的細致觀察，又對人性留有更多同情和遐想的余地。因此，反觀宏大敘事解體之后的個人可能性和復雜性——悲觀、妄想，過多地運用心理分析式的假想推動創作并不總能獲得廣泛的共情，而非虛構寫作提供了可供廣泛識別的人物，在客觀聲音的呈現中，把判斷的權利交給讀者，經由文本內部的“復調”與“和聲”滿足多元“期待視野”，提供開放性的思考路徑，從而擁有擴大理解的公共性，實現廣泛閱讀的寫作特質。

二、歷史的細節與歷史的“敘事”

經歷過現代創作手法洗禮的當代文學寫作，一度認為經過思維提煉的“抽象真實”更接近現實，但專業化的“純文學”寫作者，由于參與“世界”程度和范圍受到局限，很難針對全球化語境和市場經濟中人們普遍參與的世界產生更多的認知，許多創作對現實的指涉已經遠遠落后于日新月異卻暗流洶涌的真實世界。而即便是以現實為關切對象的小說，在“不完全的”社會觀察后，占有少量的事實，又迅速與現實疏離，發散和附庸過重，使本可以獲得深度共鳴的歷史細節被淹沒在作者的主觀判斷和過度發揮之中；同時，對典型人物的訴求，以“普遍共性”和簡化后的形象取代個體真實處境，邏輯內核小且缺乏新意，也很大程度上隔絕了經由對事件本身的深度觀察達到反思繼而指向未來的可能，更多表現為脫離歷史真實的“敘事性”。而非虛構作品中，細節的強調既是對具體形象生活體驗和生命歷程的強調，也是對相應時代復雜性的體察和反思，是對歷史自身大于歷史敘事的明確，由此，具體歷史經由非虛構寫作提供確定性，也成為非虛構寫作自身獲得理解普遍性和公共性的重要因素。

其中，歷史的想象細節與真實細節的差異，是具備現實主義精神的虛構文學創作和非虛構寫作的差異，其決定因素在于作者基于主觀立場還是客觀立場進行寫作；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想象性重組、拼貼、夸張、變形，以營造敘事效果，還是以真實形象為反映對象，堅守客觀世界自身的邏輯。此時，非虛構寫作者超越主觀立場，深度進入具體情境之中，同時也超越了一般意義上包含現實關切的文學敘事，在得到認同的同時，給讀者提供了反思和深入歷史的空間。

正如闡釋學家伽達默爾的“問答邏輯”，把一切對“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與讀者的對話，“文本”作為形成于特定環境中的語言藝術本身，在讀者基于自身經驗的“前見”之下，經由閱讀過程中的“對話”，達成“視域融合”。但如果文本一開始就不能有效地展現自身對歷史真實細節的客觀把握，則在公共性的達成度上也會大打折扣。而此時，非虛構寫作將具體的歷史信息呈現出來，經由寫作主動提供的時代客觀性，引導相應視域，喚醒人們對高度實存的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共情和思考，體現為經由普遍感性向理性認知的通達，也具備從歷史內部獲得價值判斷、展現人文意義上價值理性的寫作優勢。

三、非虛構寫作的“戲劇”張力

生活本身的戲劇性與虛構文本中的戲劇性不同，非虛構寫作的重點在于其情節的“轉折”經由現實推動，目的在于還原“人生如戲”之中的具體邏輯。這種從客觀事實入手，把握生活張力，從而觀照人類自身問題的寫作方式，與截取生活片段，刻意制造沖突的虛構作品有本質區別。與此同時，當代大眾媒介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獲得藝術欣賞以及文學接受的路徑，實現廣泛公眾接受的文學需要依賴媒介和傳播方式，這一點通過網絡文學的盛行能夠明顯看到。網絡文學讀者數量巨大，作為IP的影視改編量也極高，這說明人們對尋找生活里的“傳奇”或超拔于現實的生命形態，永遠抱有好奇和向往。但網絡文學創作者身份駁雜，受到“類型化”和網絡文學“安慰劑”作用的約束，充分展現“個人意志”仍然構成現代性以來對個體最大的感召和寫作的內在動力，因此網絡文學往往以制造沖突為手段，以“英雄想象”為解決方式，在具體的邏輯結構和文學應有的嚴肅性上普遍缺失，無法真正對應個體的生存處境。

由此，創作需要基于文學自身的特點進行反思，得到廣泛閱讀與認同的作品在傳播效果上有一時之“經典”，也有歷久彌新能不斷得到闡釋和理解的經典文本，其所包含的值得借鑒之處主要在于是否具有最大程度得到公共接受、理解和認同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擁有持久地打動人心的內在故事核。弗萊提出的“原型模式”固然包含將文學過度結構化的問題，但也指明人們對生存的理解具有相應的共性，而這種共性需要找到相應的敘事邏輯和結構載體。反觀古代神話原型的經久不衰，無論是古希臘神話，還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任何一個神話形象，都附帶著人類自身對自然和命運的探索，而非僅僅將人類拋向劇烈的沖突和命運的噱頭，經典作品尤其如此。由此，情節沖突的刻意、單一矛盾模式的重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又不自覺地顯出邏輯力量薄弱的戲劇化，都不利于觀照個人的生存；而抽象的“英雄形象”和“開掛”模式，也不足以面對日新月異的中國當下問題。事實上，人的意義需要通過具體的生存命題來證明，非虛構寫作摒棄精神鴉片和浪漫抒情，但并不否定生活本身的“傳奇色彩”。在相當多有影響力的作品中，人物自身的行為經過作者的描述，既包含個性，又能展現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張力。刻意制造沖突時的邏輯硬傷時常出現在網絡小說中。非虛構文學則強調“發現張力”而非創造張力，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邏輯的缺陷。與此同時，經典非虛構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對應了社會生活與自然生活內部的變動，例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李娟《冬牧場》，正是因為恰好充分尊重事件本身的邏輯，在情理與世相的延展中把握沖突，積極介入社會的工業化進程或人類所生存的自然世界，真實地把握動蕩、苦難與人類自身的頑強，在呈現生活張力的同時，讓事件及相關人物自身展現自身，而非本末倒置地將想象的傳奇性凌駕于生活內在的合理“戲劇性”之上，反而更能通過生存本身的矛盾和悖論令人們產生共鳴，實現文本與普遍讀者的“視域融合”。由此可以說，基于人物形象的“復調性”和寫作秉持的客觀歷史態度，又同時把握生存的波折與流變，不喪失情節的轉折，是非虛構寫作具備理解和接受廣泛性的基礎，也構成其作為一種具有公共意識的寫作方式能夠長盛不衰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