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的長篇小說《家》問世89周年。《家》寫的是距今100年前舊中國一個封建大家庭的歷史，是“五四”前后中國社會的一幅縮影。

巴金為何沒有續寫《群》

1931年4月，巴金的長篇小說《激流》開始在上海《時報》上連載，1933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更名為《家》。《家》里面有兩個真實的人物，一個是高覺新，原型是巴金的大哥，一個是高老太爺，原型是巴金的祖父。巴金本人也走進了小說，化身為三少爺高覺慧。向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訴”是《家》的基調，小說結尾，覺慧離開生活了18年的家，去一個未知的大城市——上海。

巴金寫完《家》之后，原計劃在第二部中寫覺慧離開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第二部的題名擬定為《群》。《家》寫成7年后，1938年，《春》問世。又過了兩年，《秋》問世。《春》和《秋》的故事幾乎都圍繞高公館展開，主題也和《家》相同。

巴金為何沒有續寫以覺慧為中心的《群》？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巴金當時還認識不到覺慧離家出走后應走什么樣的道路。按照覺慧的性格，他似乎應該投身到民眾中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是巴金不熟悉這種生活，最終還是沒能續寫《群》。

曹禺的《家》自有特點

覺慧在巴金的小說《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曹禺改編巴金的《家》，主角變成了瑞玨，重心放在了對封建家庭和舊禮教的揭露，年輕一代的抗爭退居到次要位置。

曹禺為何要改編《家》？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曹禺本人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解釋。田本相在寫《曹禺傳》的時候采訪了曹禺，曹禺說：“巴金到我家來了，把吳天改編的《家》帶來了。我看過，覺得它太‘忠實’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應該由我來改編，不能說是他請我來改編，我也意識到這是朋友間油然而生的責任，我說我試試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說《家》我早就讀完，但我不懂得覺慧，巴金跟我談了他寫《家》的情形。談了覺慧、覺新、覺民這些兄弟，還告訴我該怎么改。”

筆者認為，曹禺之所以改編《家》，主要還是由于“朋友間油然而生的責任”。曹禺從1940年冬天開始醞釀改編《家》，直到1942年夏天才開始動筆寫這個劇本，“反復讀小說，都讀得爛熟了。”曹禺發現自己并不懂得覺慧，但“很想把覺慧這個形象寫好。”曹禺構思劇本一年半卻遲遲未動筆，他希望如巴金所愿寫好覺慧、覺新，但人物的生活是曹禺所不熟悉的。最終，曹禺的《家》主角變成了瑞玨。曹禺說：“我得寫我感受最深的東西，而我讀小說《家》給我感受最深的是對封建婚姻的反抗，不幸的婚姻給青年帶來的痛苦。”改編《家》的時候，曹禺正在與方瑞熱戀，曹禺把對方瑞的感情寫進了瑞玨和梅的形象里。

1942年12月，曹禺的新作《家》經過巴金親自校閱后，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曹禺這個不大忠實于原著的劇本并沒有讓巴金不滿意，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它自具中心、自有特點，是個新創作。

1943年4月8日，曹禺創作的四幕話劇《家》由中國藝術劇社在重慶首演。導演章泯，金山飾演覺新，張瑞芳飾演瑞玨、凌琯如飾演錢梅芬，舒強飾演覺慧，沙蒙飾演高老太爺，藍馬飾演馮樂山。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9月，首屆華東地區話劇會演期間，江蘇人民藝術劇院演出曹禺的《家》，飾演覺慧的青年話劇演員張輝引起了上海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上影廠”）的關注。兩年后，張輝被上影廠借調，在陳西禾和葉明聯合導演的故事片《家》中再次飾演覺慧。電影《家》中，覺慧回歸到小說的位置，是故事的中心。

巴金為何不滿意陳西禾的《家》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家》先后四次被搬上銀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56年上影廠拍攝的同名影片《家》。

1956年，上影廠導演陳西禾用一年半的時間，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電影劇本。巴金看了劇本的初稿和第四稿，參加了劇本的討論會。巴金內心的愿望是影片選取小說的其中一個部分作為再創造的主體，而舍棄其他的部分，使它成為一個自具中心、自有特點的新作品。或者對小說做較全面的改編，拍成上下兩集。但巴金的這個意見，在影片開拍前，并沒有向上影廠正式提出。

1956年7月9日，《家》開機拍攝。對于《家》的拍攝，飾演高覺新的演員孫道臨剛開始有些抵觸心理。之前，孫道臨完成了《渡江偵察記》、《南島風云》等幾部戰爭片，他頗以飾演革命軍人為榮，很想在部隊人物的創造上多下下功夫。但讀了《家》的劇本，孫道臨大為贊嘆：“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濃縮成這樣不到五萬字的劇本，能夠這樣的凝練、傳神、有戲。”陳西禾的劇本打動了孫道臨，促使他接拍《家》。

孫道臨在攝制組有個外號，叫“孫大雨”。因為孫道臨飾演的覺新，經常悲傷流淚，有許多哭戲。有一場戲，高老太爺的靈堂中，陳姨太逼著覺新把瑞玨送到城外生產，孫道臨把覺新演成了一個“哭包”：

覺慧：“大哥！這些年你還沒受夠嗎？”

覺新心如刀絞，不由得迸出熱淚，手捶著頭。

覺新：“我該死，我該死……”轉身。倒坐椅子上。

覺新：“這日子我過不下去了！”痛哭起來。

瑞玨向他走過來。

覺慧：（上前一步）“大哥！你……”

瑞玨：（竭力忍耐著）：“三弟，算了吧！”（十分溫婉地安慰著覺新）“別難過呀，明軒，我早就愿意搬出去，我在哪兒都一樣過的！”

覺新：（一把抓住她的手）“瑞玨！”哭得更傷心。

瑞玨也流下了眼淚。

導演陳西禾對這場戲的處理，讓巴金不滿。巴金認為：“作為瑞玨的丈夫，他應當有所表示，不能把責任推給妻子，自己只說一句‘這日子活不下去了’，就伏在桌上痛哭。這好像在耍賴，又像是故意哭給瑞玨看，否則他對瑞玨實在無法交代。事實上覺新當時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站起來表示：‘辦不到’，但覺新并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要么忍住眼淚一口答應：‘沒有問題，一切照辦。’馬上找好房子搬出去。覺新就是這樣的人，他愛面子，他做事情要做得‘漂亮’，他不肯輸一口氣。”

陳西禾的改編本，把覺慧放在了比較重要的地位。覺慧的飾演者張輝，幾次上巴金家里去請教。有一次，巴金和張輝談到這個人物時說：“覺慧和覺新的不同點，就在于他較年輕、幼稚，受舊的影響不深，覺新的悲劇就在于他對舊的還存有幻想，沒有勇氣反抗和認識到這點；家庭對覺慧不像對覺新那么嚴，他從小和下人們生活在一起，這樣就使他從小就受到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的影響。因此，當他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一些不平和長輩們的一些卑鄙的行為時，就有很多憤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這個大家庭中間的一個成員，他也和他的兄妹們一樣，過著少爺的優越生活。他雖然和他爺爺思想上是敵對的，但爺爺到底還是爺爺，特別是經濟上他還不能獨立，這些都不得不對他起著牽制作用。如果脫離了這些，就不真實了。”影片完成后，巴金對張輝塑造的“那個純潔而充滿朝氣的形象”表示認可，但同時提出：影片對覺慧做了“簡化”的處理，“我們只看見他的勇敢，天真和熱情，只看見他那堅強而單純的信仰，卻看不見他的內心的斗爭，他的變化和成長。”

影片《家》是上影廠成立后拍攝的第一部根據五四以來文學名著改編的故事片。在拍攝過程中，編導陳西禾不斷聽到方方面面的意見，劇本也是邊拍邊改。但陳西禾和葉明兩位導演始終堅持影片的改編思路，對原小說的主要人物、主要情節大都予以保留。

1957年，《家》上映。有一種較為普遍的反映：“不過癮”，認為好像缺少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一些戲處理得比較單調，不夠豐富、曲折。巴金在《大眾電影》1957年第20期上發表長篇文章《談影片的<家>——給觀眾們的一封回信》，對電影《家》公開表示不滿。認為“影片只敘述了故事，卻沒有多少打動人的戲”，是一次“失敗”的改編。

巴金的這篇長文對電影《家》的批評是全方位的。為什么巴金對待老朋友陳西禾改編的作品如此不寬容，筆者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陳西禾編導的電影《家》太忠實于原著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巴金不斷檢討自己的作品，“請求今天的讀者寬容地對待這本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寫的小說。”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家》的時候，巴金“本想重寫這部小說。”上影廠原汁原味地將《家》搬上銀幕，這樣的改編不符合巴金當時的愿望。

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家》

1978年，影片《家》復映，卻產生了與1957年初映時截然不同的反響。筆者當時住在三里屯，印象最深的就是三里屯禮堂的大廣告牌上手繪的電影《家》的巨幅宣傳畫。售票窗口排起了長隊，場場爆滿。據飾演瑞玨的張瑞芳回憶，當時她和孫道臨恰巧在北京出差，聽說電視臺也要放映《家》，于是相約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演員莽一萍家去看這部老片子：“面對電視屏幕，我們靜靜地看著，心中五味雜陳……奇怪的是，過去我們對《家》的影片并不那么滿意，拍完后還覺得有許多遺憾的地方，怎么今天看到的每一個鏡頭會讓我們這么心動……我側過臉去看看道臨，他也在不停地擦眼淚。我們這是怎么了……”多年以后，孫道臨在一篇自述中這樣寫道：“當時，我覺得這部戲拍得太素淡。不夠濃烈。但很奇怪，事過24年，當我在‘文革’以后重看這部影片時，卻覺得它真實地、恰如其分地再現了20世紀封建大家庭的沒落，因而使劇中人的命運更加牽動人心。這部影片在‘文革’后重映，卻贏得了比1956年初映時（根據《中國電影編年紀事》記載，影片《家》初映日期為1957年3月——作者注）更熱烈的反應，這說明它是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同時也說明兩位導演所堅持的創作見解的價值。”

影片《家》初映時不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家》的復映卻被廣泛贊賞和認同。影片《家》藝術命運的變化，筆者認為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不同歷史時期審美觀念的差異，二是經歷了十年“文革”，人們對《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82年9月24日，巴金在《一篇序文》里寫道：“像高家那樣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國似乎已經絕跡，但封建社會的流毒還像污泥濁水積在我們的院內墻角，需要我們進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爭，才能把它們掃除干凈。有一個時期連我自己也誤認為我的小說早已‘過時’，可是今天我還感覺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斬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說并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