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電視創作青春化發展勢頭迅猛。青年人的喜愛，無疑是電視創作兵家必爭之地。青年人究竟喜歡哪些電視內容？如何更好用電視作品傳遞青年人的聲音？在9月19日舉行的第9屆中國大學生電視節“致敬青春——青春題材電視精品創作論壇”上，與會專家與業界代表就電視創作青春化的機遇、疑慮與想象展開討論，為進一步推動青春題材電視精品創作向更深廣的社會層面延伸，講好青年故事建言獻策。

找到思想和情感的最大“公約數”

電視劇審美更要與時俱進

在電視劇領域，反映青年人人生態度的作品呈現多元化趨勢——自主創業、行業勵志、脫貧攻堅、感情生活，特別是現實題材電視劇中對女性主義的觀照，以及紅色革命題材中反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青春時期的佳作不斷涌現。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副主任梁振華認為，無論講哪一段歷史時期的故事，都要找到與當下青年觀眾思想情感相契合的最大公約數，問題就在于，找到公約數之后，現階段我們對于故事的表達還同今天年輕觀眾的審美有斷層。“今天的電視劇需要拓展內容，提升審美。年輕觀眾通過新媒體接觸到許多外國優秀影視作品。觀眾的整體審美水準在迅速提升，如果眼光與審美依舊停留在5年、10年、甚至20年前，今天的年輕觀眾肯定不會滿意。”

“二次元”“ACGN”“彈幕”“玩梗”……這些令年長人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的新的文化領域，卻的確和當下年輕人的思維范式、審美取向緊密相關。梁振華認為，電視劇制作者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正在成長的一代人。“回到這代人的目的，不是讓我們變成你們，而是讓我們懂得你們現在思考、表達的方法，找到破壁、調和的方式。”

熱門綜藝獨辟蹊徑

心懷使命向光前行

熱衷于選秀、競技的“快綜藝”長期占據熒屏，一檔反其道而行之的“慢綜藝”《向往的生活》卻已陪伴觀眾悄然走過四年四季。像這樣的綜N代很容易被觀眾指責“吃老本、沒新意”，如何才能讓節目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湖南衛視《向往的生活》總制片人章碧珍談到，節目在“國情調研、文旅扶貧”“綜藝直播、助農帶貨”“關注民情、感恩醫護”等方面做出創新突破，不僅為觀眾帶來鄉間生活的自由感與幸福感，同時也在盡一己之力為他人帶來幫助和改變，正如黃磊在節目中說過的，“讓別人過上‘向往的生活’就是我們《向往的生活》”。在“國情調研、文旅扶貧”方面，節目在第三季中就進行了嘗試，將湘西古丈縣翁草村作為節目的“研究對象”和“記錄目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和廣播影視中心的專家學者組成田野調查小組，前往田間地頭、深入普通農戶，最終形成了系統的國情調研報告，把推動鄉村發展落到實處。2019年翁草村得益于文旅，集體收入增加14萬元。在“綜藝直播、助農帶貨”方面，受疫情影響，西雙版納大量水果及農副產品面臨滯銷，電商主播薇婭來到西雙版納蘑菇屋，首次將線上直播銷售搬上了電視綜藝節目，產品一個小時就賣光了。在“關注民情、感恩醫護”方面，當節目組得知湖北省中醫院抗疫護士劉凱“好想吃黃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里做的美食”的愿望，節目組專程坐飛機跨越1000多公里，將這份紅燒肉送到了她的手中。在章碧珍看來，有趣的形式、真誠的內容與一定的社會責任擔當，是綜藝節目保持生命力、與觀眾互通情感的重要維度。提及年輕人喜歡的綜藝內容，章碧珍認為“造夢”機制、多樣的垂類觸達與內容精品化是未來綜藝節目的發展趨勢。

彼時，傳統民族音樂被認為是鮮有問津的冷門題材，綜藝節目往往在炙手可熱的流行音樂上大做文章，然而，2018年一檔由廣東衛視、山西衛視聯合出品的音樂競演綜藝節目《國樂大典》橫空出世，引發年輕人對民族音樂的廣泛關注。《國樂大典》總制片人何偉談到，節目主要圍繞“傳承”與“發展”兩方面展開。在傳承方面，節目介紹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民族樂器，挖掘了在該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樂人故事，讓經典民樂樂章重煥光芒；在發展方面，所有樂曲都進行了重新編曲，節目中，民族樂器不僅可以演奏當代流行音樂，甚至可以演奏國外音樂，民族樂器與西洋樂器同臺競技，為觀眾帶來全新的視聽體驗。據何偉透露，如果說之前兩季還是對民樂的吸引和普及，第三季《國樂大典》將舉起傳承的大旗，節目組在各行各業、世界各地選拔64位外形和才干俱佳的樂手，以年輕化的審美標準挖掘民樂黑馬，培養民樂新秀。

紀錄片人在歷史的第一現場

講“值得講”且“愿意聽”的好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80后”青年記者、導演葛云飛奔赴武漢報道新聞并拍攝制作了33分鐘英文紀錄片《武漢戰疫紀》和90分鐘英文紀錄片《中國戰疫紀》。其中，《武漢戰疫紀》被全球165個國家和地區的電視臺和新媒體機構采用，被歐美和亞洲多個電視臺主動完整播放。葛云飛談到，《武漢戰疫記》的制作周期只有10天左右，如何才能做一部不辜負當時在武漢所有人努力的紀錄片，向世界展現真實的武漢？我們需要找到一套與世界對接的話語體系：在人物塑造方面，重視人性化、人情味，實現人物的立體化表達，拒絕標簽，拒絕拔高，增強人物的可信度；在視覺呈現方面，兩極化追求明顯，要么追求精致化的影感，要么追求真實性的粗糲；在情節敘事方面，用事實說話，恰到好處地表達情緒，拒絕煽情。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導演張建珍拍攝的紀錄片《中國醫生》于春節期間大年初三臨時調整上線，與彼時新冠疫情暴發的社會背景產生強烈共振，片中刻畫的中國醫護人員群像深入人心，真實的影像記錄使觀眾得以重新審視醫患關系，并思考生死教育這一長期被忽視的議題。張建珍談到，“《中國醫生》受到歡迎，很重要的一點在于我們塑造了普通人眼中的英雄，他們具有普通人的真實個性以及自身局限性，但都會為了拯救他人生命而付出最大努力。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全國四萬兩千余名醫護人員抵達武漢和湖北，記錄下這一時刻，我們責無旁貸，于是便有了《中國醫生·戰疫版》。”張建珍坦言，拍攝《中國醫生·戰疫版》的過程充滿艱辛。“由于是我們自己要去拍攝，當時武漢交通管制，吃穿住行都是問題，我們的攝影師沒有通行證，只能自己從賓館走到醫院。拍攝期間，我們得到了之前拍攝《中國醫生》時，西安交大一附院、南京鼓樓醫院、華西醫院等派出醫療隊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這使得我們能夠直接深入到抗疫的最前線，深入到危重癥病人病房，拍攝到重癥病人的搶救，包括插管、上ECMO等等，觀眾才有機會看到驚心動魄的真實搶救過程。”

深度跟蹤拍攝武漢4家醫院，8個醫療隊，30多名醫護，20余名病人，啟動8個攝制組，45天不間斷的記錄，《中國醫生·戰疫版》將鏡頭對準這群生于平凡而注定不凡的普通人。張建珍說，“我們拍攝到武漢紅十字會做CT的普通合同工，他也有害怕，但他依舊堅守自己的崗位，不停地給一位又一位病人做CT。抗疫的勝利，有賴于無數這樣的普通人的共同努力。”

近些年，紀錄片愈發成為年輕觀眾的“新寵”，在創作、傳播、欣賞等各個環節都有年輕人參與進來，與此同時，互聯網平臺助推了紀錄片年輕化樣態的發展，B站走紅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就是很好的例證。在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看來，“真誠、平和、信任”是紀錄片制作的不二法門，紀錄片年輕化樣態并不只是拍攝青春題材，而在于表現年輕人敢于冒險、心懷好奇、充滿活力、個性四射的人生態度，這樣的作品也會有年長的人觀看，這也正是打破年齡圈層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