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家張愛玲誕辰100周年。最近許鞍華導演的電影《第一爐香》放出預告片，引發觀眾重讀張愛玲。張愛玲到底有著怎樣的經歷，讓我們這樣去紀念她？為什么還要讀張愛玲？而不讀張愛玲又會讓我們錯失什么？9月19日，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作家張悅然與止庵進行了一場對談，這次談論的對象是張愛玲。

張愛玲的小說為什么改編很困難？

張愛玲在19歲時的散文《天才夢》中有其最著名的句子：“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而寫下這句有些“一語成讖”意味的話時，早慧的張愛玲已經開始文字創作有12年。幾年后，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與《沉香屑·第二爐香》開始燃起上海灘對她的關注。23和24歲是張愛玲小說創作的高峰，《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均于這一階段發表。

張愛玲的小說許多都被影視化，最近，許鞍華改編的電影《第一爐香》也成為討論的焦點，現場的幾位嘉賓對張愛玲小說影視化中可能遇到的困難表達了觀點。

嘉賓對談

“張愛玲小說里的物，它只在張愛玲小說里才能發揮超越物件的巨大能量和威力，它是一個意象，很多時候是一個象征，很多時候是和主要人物一樣重要的存在。但是到電影里面怎么體現這些物，怎么讓月亮灌注有張愛玲的情感，就很有難度。”張悅然認為。

張悅然以張愛玲小說中的鏡子為例談道：張愛玲小說人物總是在鏡子里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美，看到自己哭，看到自己的意義何在，這是人物的一種驚醒，一種覺醒，一種對自己的發現、確認。而在改編中，鏡子里面的畫面還可以呈現出來，但是有一些比較困難，像物象，像那種氛圍的東西，我覺得不是靠精致、不是靠美術、靠老古董就能夠呈現出來的。

《色戒》劇照

“其實張愛玲晚期作品的戲劇性并不強，《色|戒》算是最強的。但她其實有非常多的小的轉折是在句子和句子之間，她其實想做到一個句子和另外一個句子之間的遷徙、轉移、騰挪，每次都讓人很意外。比如《小團圓》，你永遠不會想到她下一個句子會寫什么，因為她沒有邏輯性，你不知道下一個句子把你帶到哪兒。所以有一種敘事帶來的巨大能量，這種細節、這種句子之間的轉折，在電影里面很難，電影其實是處理場景。簡單說，張愛玲后期的小說非常簡化，后期小說改電影更難，《色|戒》已經非常困難，它填充很多小說沒有的內容。總體來說是困難的，會流失很多東西。”張悅然認為。

格非認為，得出現一個跟張愛玲心意相通的、有同樣對世界的理解力的、知道通過什么樣的手段來調動的人才可以拍張愛玲。

“我看《色|戒》的時候，我也理解了李安的困境。比如舊上海，你要搭建的話費用很貴，所以每次李安在拍街景的時候都是一掃而過，不讓你看到破綻，但是你覺得不過癮，因為你想看上海的弄堂到底什么樣，這個很難做。所以這個物的問題，他就很難拍到。但是你看美國的電影《教父》，據說連電燈泡都做了復原，所有的氛圍，你一看那個畫面會有那個年代特殊的氛圍，所有物品都會在一種光影下說話。張愛玲的作品不是完全不能拍，但我覺得是沒有這樣的人把它電影化。”格非說。

“另外，我們著迷的常是張愛玲文字特殊的美，這種美在電影里呈現不出來，因為不可能呈現文字的美。比如兩個雙聲詞造成特殊的音節，電影根本沒辦法呈現，只有讀文字。對文字有嗜好的人才能理解文字的奧妙。有人說一個作家文字越好改編電影越難，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格非也認為。

“現代性社會中一個孤決個體的出現”

格非認為，對于張愛玲的討論要聚焦于“為什么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可以出現張愛玲這樣一個人”：“在現代社會要產生出一個隔絕的、孤決意義上的個體是需要很多很多條件的。傳統社會里面，雖然有陶淵明那樣‘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人，但是他和人群還是密切的，他仍然可以找到某種寄托。但是到了張愛玲時代，她生在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從小接受了不錯的文史教育，而偏偏家庭又給你帶來非常多負面的東西。這種種條件造成了張愛玲自我意識的蘇醒。”

“張愛玲的寫作方式，實際上就是現代性社會出現的一個孤決個體，而她又進入到中國文化、特別是小說中形成非常復雜的交互運動，這是誕生張愛玲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所以我是覺得張愛玲有沒有意義，或者說今天的意義在什么地方？我們今天可能在更大的范圍里，在更大的意義上，我們面臨著張愛玲同樣的狀況。這個狀況是什么呢？我把它稱之為個人和他者的相互從屬。我屬于一個他者的群體，他者也屬于我的群體，我和一幫人形成特殊的關聯。你必須從他人那里獲得某種認定，反過來這個光打回來，你才知道自己生存是否有意義。我們原子化的個人的生存，它的觸目驚心的程度，已經不是張愛玲時代所能比。”格非說。

止庵認為，張愛玲的意義首先在于她在左翼文學已經一統天下的時候仍舊有所開拓，“左翼文學是每個人物都是階級的一員，遇到問題的解決是通過這個階級地位本身。但是張愛玲完全不在這個傳統里，她所有的人物都是個人，都是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一點是到現在為止張愛玲作品繼續活著的最重要的原因。再有一點，她并不是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當她寫到這些人物的時候，她有一副天的眼光和人的眼光。站在人的眼光看出每個人努力的意義，站在天的眼光看出這個人努力的無意義。所以張愛玲筆下所有人都是徒勞的。這是特別有意義的，張愛玲筆下誰都膨脹不起。”

張愛玲感受到的孤絕處境也和時代對其的約束有關系：“張愛玲一生只有兩年是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剩下漫長的一生都是想寫什么不讓寫什么，一直到她死為止。她是一個備受摧殘的天才，她是個一生都被限制的天才。”止庵說。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從物質依憑到精神依憑

早在性別平權為社會熱議之前，張愛玲便已看清了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嬰孩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是最具誘惑性的聯合”；“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她也借“紅玫瑰”之口道出女性應有的權利：“女人有改變主張的權利。”她筆下的許多女性角色，在今天看來仍然先鋒犀利而獨具特色。

張愛玲作品里主要塑造的人物是女性為主，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群像。她第一篇小說《第一爐香》，葛薇龍是女性，她的姑媽是女性。她塑造了一系列從身份來講，低的到女仆，高的到貴族，職業女性、非職業女性、家庭婦女，各種年齡的女性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都有。

止庵認為，這其中，最重要、最豐滿而且是最能夠代表她的基本觀點的人，應該就是《小團圓》里的盛九莉。“《小團圓》中，盛九莉是張愛玲的時候，她的事跡基本是張愛玲自己的事。但是她是在張愛玲的審視之下，所以她不完全是張愛玲。張愛玲對這個人，作為作家張愛玲對以自己為原型的人物有一個充分的審視，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最完整的。 張愛玲寫到女性的時候是很干凈的，基本上只涉及到情這個領域。但是從《怨女》開始到《半生緣》，到晚年小說里面，性的成分非常重，她可以把這個東西寫得很充分。到了晚年，張愛玲寫小說根本不管你愛看不愛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她把女性的問題寫得更豐富，包括同性、異性都寫到了。”

張悅然說：“張愛玲的小說里面女性有兩種，早期的小說里面，她塑造的多數人都在尋求活下來的憑借，一個立身的根本。比如白流蘇立身根本是我得結婚，抓住一段婚姻；曹七巧得抓住錢財，抓住她手里的權力，蹉跎了半輩子贏得的權力。小說整個就是關于我如何抓住這個東西的，當有人撼動它的時候，我如何抓住它的故事。早期小說里面這個憑借相對來說是世俗化的，它是可見的。單從這個層面說，張愛玲依然可以和今天大多數女性對話，因為這個根本沒有變，無論是婚姻，曹七巧也可以當成是一個事業，她們和今天大多數女性沒有差別，就是我要抓住一個立身之根本，不然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席之地，這是張愛玲早年的人物。”

而到了后期的女性人物，則更加精神化一些，比如在《小團圓》里面的盛九莉，她的憑借主要還是愛，當然也包括恨。“這個小說里面恨是愛的變種，《小團圓》里面提到盛九莉要的是無條件的愛，這個憑借已經比早年物質的憑借更虛化一些。《色|戒》也是，我不覺得《色|戒》最后的轉折是因為鴿子蛋式的戒指，其實還是因為內心對愛的確認，就是這個人是愛我的，這個確認使其整個信仰崩塌。所以這些后期人物更精神性。張愛玲的女性從物質到精神的追求，這么多年沒有變過，在追求愛的人依然還在追求愛，還在信仰愛。為物質去掙扎、為生計去拼搏的人，也依然像張愛玲筆下的女性那樣在生存和努力，所以張愛玲回應了當代女性的種種問題。”

在談及哪一部作品是張愛玲最重要的作品時，張悅然認為：“我覺得《小團圓》是張愛玲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她的一些文學觀都很充分地在這個作品中展現，而這個作品是較少被討論的，除了它跟張愛玲自身的關系。大家對《小團圓》中真實和虛構之間關系的討論熱情高于對這個文本的熱情，所以我覺得還需要更長一段時間，使我們把熱情真正投向張愛玲晚期的創作風格，才能正視到這個作品里面可貴的東西。”止庵認為，《色|戒》與《留情》是張愛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色|戒》很好完成了一個人瞬間的念頭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改變一群人的命運的故事，《留情》是把人和人之間相依為命的關系表達得非常好。”

愛情在一瞬間是存在的

張愛玲是否總是傳奇中陽春白雪的存在？

格非認為，張愛玲是渴望大眾化的生活的，比如《金鎖記》跟中國現代啟蒙運動是有互通的關系的，“后來張愛玲的創作越來越走向個人化。張愛玲一直在希望確定某種東西，不光是愛情，這個東西牢靠嗎？它可信嗎？比如旗袍掀開里面有沒有虱子，屏風會不會被蟲子蛀空。”

“張愛玲有些文章里面也表達了對普通人和普通人情的向外，問題是她的那種生活、她的個人生活本身沒有給她提供這樣的機會，《傾城之戀》里面有看月亮那一段，我每次看到都禁不住流淚，愛情到底存不存在？當月亮掛在海邊，通過窗口的薔薇花遮住一半，對方打電話來，她拿著電話，兩個人都不說話，她發現自己在流淚。這種描述，愛情在一剎那之間還是存在的，它出現了，這是張愛玲在作品里面著力尋找的東西。” 格非說。

止庵認為，張愛玲的散文局面比小說大，“在她的散文里曾經有這么一段，她說看到街上有一個郵差騎著自行車，后面載著一個小老太太，她突然眼淚流下來，覺得特別感動。當然她的小說里面沒有塑造這樣的人物，可能她覺得這樣的人物不好寫或者不必寫。但是她對日常生活，對于我們普通生活特別關注，這一點值得我們留意，甚至她的書除了文學史價值，好多都是社會史的價值，還有好多關于當時的生活，比如《半生緣》里面有一段關于女人穿的鞋，曼楨到南京腳上長凍瘡，完全是一小段關于鞋的歷史的縮影。所以她可以寫《更衣記》這樣的書，包括《郁金香》里面主人公在地上縫被子，這些地方對于她這么一個作家來說，她又不是成天過這樣生活的人，只要她認真看一眼就可以把這個寫下來，這是很值得佩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