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10年《人民文學》鮮明揚起“非虛構寫作”旗幟為起點，那么“非虛構寫作”已經走過了10年的文學歷程。這10年中，非虛構寫作掀起一股勢不可當的文學旋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然而，眾聲喧嘩之后，紛繁蕪雜的文本并未讓我們如期領略“非虛構寫作”書寫現實的精神真諦。無論概念界定、外延厘析，還是創作實踐、批評研究，當下的“非虛構寫作”都略顯混亂，諸多問題有待深入探討與冷靜審視。不僅如此，我們還真切感受到“非虛構寫作”在狂熱追逐現實真實之余，其文本思想性與藝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同時，我們對這種狀況也缺乏必要的警惕與積極的反思。那么，“非虛構”應如何“寫作”？

首先，應擺正“非虛構”與“寫作”的主次關系。從字面意義看，“非虛構寫作”的中心詞為“寫作”，“非虛構”是其修飾語。但在實際運用中，我們常常忽略了這樣的限定，堂而皇之地將“非虛構”越位于主語。顯然，“非虛構”與“非虛構寫作”之間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非虛構”根底上是真實，是“非”虛構、不虛構與不可編造，而非“反”虛構。概言之，“非虛構寫作”本質上是以“非虛構”的形式進行文學寫作。

“非虛構”在中國作為一個概念或范疇的提出，并非倡導者的突發奇想或偶然為之，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肌理與復雜的文學內因。簡單來講，大抵有四：一是對“后先鋒時代”虛構文學“個人化”創作現狀的反撥；二是對以“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日漸偏離“非虛構”軌道而陷入“單一化”“模式化”與“體制化”窠臼的匡扶；三是對新世紀以來“底層敘事”日漸顯露的“表象化”“類型化”與“客體化”苦難書寫弊病的矯正；四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消費主義和娛樂化書寫而引發的“仿真化”“虛幻化”與“符號化”烏托邦圖景的反正。事實上，“非虛構寫作”的提出旨在重建一種嚴肅真實的寫作倫理與介入現實的創作立場。它鼓勵作家走入生活現場，深入現實內部，以親歷性、反思性與在場性姿態直視虛構文學面臨的困境，打破傳統的文學秩序，探索并實踐更為寬闊的寫作，使我們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從微小到宏大等各個層面、形形色色的關切和經驗在文學書寫中得以呈現。可見，文學書寫是其內核與目的，而“非虛構”僅是手段或路徑。

其次，應凸顯“寫作”與虛構、想象之間的應然關系。作為文學范疇的“非虛構寫作”在根底上依然體現為一種文學創作，無論其表現出怎樣的具體現實的真實，這種真實都應是一種文學的真實。而這種文學的真實恰是在立足于“非虛構”的現實事件基礎上，并通過虛構、想象等藝術手法超越這種基礎之后呈現出來的。也即是說，作為文學的“非虛構寫作”與虛構、想象之間并不截然對立，而是交相呼應、共同交融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文學世界。

不得不說，“非虛構寫作”在文學真實的呈現上不僅不反虛構，反而需要借助虛構與想象來深化現實真實。因為虛構是對真實生活的高度提煉，是藝術想象的產物。想象是依憑記憶對大腦儲存的材料進行加工而產生藝術形象的心理過程，只要不是漫無邊際、不合邏輯的杜撰、編造與無根無由、不合情理的空想、幻想，其對于文學真實的呈現都是有益和必要的。虛構與想象可使現實的瑣碎、蕪雜精細化、條理化，抽象的情感、意志與體驗形象化、具象化，從而渲染情感，強化主題，升騰境界，呈現文學的真實性。

遺憾的是，從“非虛構寫作”的創作實踐看，大多創作主體教條性地停留于“記錄者”“觀察者”層面，使作品徘徊在“反”虛構的層次。因盲目排斥虛構與想象而將其與“非虛構”進行簡單的二元對立，致使這些“非虛構”文本無法與新聞寫作、口述實錄和社會調查等類型的“非虛構寫作”區別開來，雖說最大限度地呈現了現實真實，但卻喪失了鮮活的藝術意蘊與應有的美學張力。

最后，應厘清藝術真實與現實真實的邏輯關聯。“非虛構寫作”追求的是藝術真實而非現實真實。但實際創作中，我們卻有意無意地將其混淆在一起。毋庸諱言，任何寫作，無論是關于現實的描摹還是關于歷史的記錄，不管作者如何客觀冷峻與零度敘事，都不可避免地摻雜著個人想象、情感、認知，甚至是興趣與愛憎。加之作者的出身、立場與態度及所處歷史時代和社會氛圍等因素，又無疑會在創作中隱匿著某種“虛構性”的因子，或是帶有創作主體的反思，或者回避某種情形以達到特定目的。換言之，作者以個體視角對現實素材進行觀照，所呈現出的“真實”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作家個人意義上的“真實”而已。這種“真實”難免會帶有“個體化”與“主觀化”的傾向。

“非虛構寫作”要將鮮明的人物性格、感人至深的情感表達及創作主體的個性才華作為藝術追求，在最大限度地立足敘述真實、情感真實與歷史真實等基礎上呈現藝術真實。唯有如此，“非虛構寫作”方可重新激活文學藝術與人民大眾生活的關聯，展露時代凡俗質感和個體生命氣息，將易被遺忘、遮蔽的日常瞬間及其潛藏的“巨大的、新的可能性”，通過作者親歷親驗的在場性書寫予以呈現。

可以說，“非虛構寫作”的精髓在于以“真實性”為大纛，反叛文學的“虛假性”，從而將創作還原到更為本質的層面，激活文學敘事活動中潛藏的“巨大的、新的可能性”。但是，無論如何零度敘事、客觀地展現現實生活的真實，如何不動聲色、冷峻地描摹人類此岸生活的困頓與傷痛，“非虛構寫作”終要借助虛構與想象的力量，以審美的方式透過現實表象，直抵人類對彼岸世界的憧憬與向往。如果喪失了它應有的靈性與詩意，也就蹈空了藝術本質的核心要義，即使那種“可能性”巨大而新穎，也會曇花一現，湮滅于文學史的長河之中。

（本文系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當代河南作家的區域文學經驗研究”（2019BWX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洛陽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