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非虛構，關于報告文學，大家談得很多，還有一些爭鳴或者爭論。我也曾在《光明日報》《文藝報》發表過《“非虛構”之辨》《報告文學的“幾何學”》。若要厘清二者之間的沖突，其核心和實質就是一句簡單得不能簡單的大白話——“非虛構”不是一種文學體裁。如果一定要把文學定一種類型為“非虛構”的話，那么文學應該而且只應該有兩大類型——虛構和非虛構。沒有混淆，就沒有爭論。生活中，我們往往總是習慣于把簡單的事情搞復雜。從終點回到起點，這些爭論當然有它的意義。但對于作家來說，混淆了概念，就混淆了是非。尤其是對從事“非虛構”類型的“寫實文學”（包括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和敘事散文）的作家來說，更是如此。

生活在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的我們，已經越來越感受到一個不爭的現實，那就是真實的生活比虛構的小說更精彩。作家的想象力似乎已經難以解釋這個世界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變化。不是想不到，而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因此，非虛構所講述的真實故事及其帶來的意義，已經越來越超過虛構對這個世界的變化所作出的理解或闡釋，并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從而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文學”這個詞語不應該僅僅局限于虛構作家（小說家和詩人），“非虛構”作家（以報告文學為主體）和小說家、詩人一樣，同樣是一個門類的文學家、藝術家，是一種創造性的寫作者，是處于同一層次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因為，“非虛構”并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優秀的“非虛構”作家是能夠把事實證據與最大規模的智力活動、最溫暖的人類同理心以及最高級的想象力相結合的人。

為什么說“非虛構”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從事“非虛構”寫作的作家又如何寫出優秀的“非虛構”作品？這需要把握好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非虛構”的真實性。“非虛構”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義就是它的真實性。真實性是“非虛構”的生命線。“非虛構”的真實性不是微觀的真實，不是局部的真實，也不僅是細節的真實，而是一種整體性的完整的真實。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非虛構”的創作，必須注重調查研究，必須不虛構。作為“非虛構”作家，只有通過調查，才能深入理解你收集到的事實，發現你的主題。顯然，“非虛構”作家往往會遇到材料成災的問題。周圍的事實那么多，一本本的筆記都記滿了，使我們陷入事實材料的汪洋大海，要么生怕撿了芝麻丟了西瓜，要么生怕掛一漏萬，事實甚至成了難以擺脫的負擔。真人真事當然不好寫，有許多你想不到和想得到的東西礙手礙腳，虛構的人物就好辦得多。

文學不僅僅是講故事。作為“非虛構”的報告文學也是如此，尤其要對現實中一個真實的人物作出一分為二又恰如其分的評價。這就說明，僅僅調查是不夠的，還要研究、要辯證分析，尋找到你需要的最本質的東西來描繪生活、描繪生活中的人物、描繪人物的命運。如何研究呢？一方面要站開一點，從遠處通觀全貌，另一方面要一直追溯到產生矛盾的起因，從人物的心靈深處去看待事實。我通常把這種方法叫做“非虛構”的“三三法”。即：第一，要“三視”——仰視，以敬畏之心深入調查采訪、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平視，以平常之心去思考、比較、選擇；俯視，以藝術之心去鳥瞰，發現“歷史是一條長河”。第二，要“三觀”——宏觀，有高度地完整地看事物整體的發展進程；中觀，從局部深入到事物的內部發現核心；微觀，從蛛絲馬跡的細節中發現關鍵節點和歷史場景，還原人物和事件的現場和真相。第三，要“三場”——立場，要堅守主流和主線，把握主題和主體，弘揚正面和進步，表現時代的進步和精神，不帶偏見卻立足正義，且充滿情感和情懷；現場，要親臨第一現場和利用第一手資料，掌握最真實的事實，無限地逼近真相；氣場，就要描繪和敘述歷史和現實中最有價值、最有益且最有趣的故事，給人啟示、啟發、啟迪。“非虛構”的情節不是設計出來的，細節不是虛構出來的，而應當從掌握的材料的內部去發現它、分析它、理解它、洞悉它，從而創作它。

第二、“非虛構”的典型性。“文學是人學。”文學最使人感興趣的是它描繪了人的現實生活以及人的本身，說得更具體一些，是生活或人物的“典型性”——即個別性，或者特殊性。典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有當他身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具有人類共識中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人性的和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突出表現）的時候才能成為典型，因此才獲得代表性。許多典型的人生沒有驚天動地的、奇特驚人的，或者某種難以置信的、絕無僅有的東西，可是，當你一旦捕捉發現并認識到它的奇特性時，你就要加以深思和琢磨，雖然它未必能成為文學寫作的對象。就像數學家祖沖之發現了圓周率、陳景潤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作家有發現的快樂和福氣。任何一個“非虛構”的典型人物，都是一個個發現。雖然，許多人物不是普遍性的典型，而是一個少數的典型；或者說他們也不一定是所謂的典型，而是作家心中的一個理想人物，甚至有些當理想人物也并不一定合適,而是那種比理想人物離我們的生活更近的人物，或者說是我們社會和時代更需要的人物。因此，所謂典型，就是要求以局部反映整體，以個別反映一般，以現象反映本質，以偶然反映必然。正因為“本質”不會抽象地存在、只能在現象中存在和顯現，有人把典型人物概括為“熟悉的陌生人”也就不無道理了。生活、社會或歷史中的典型之所以走進文學并被人們所接受和理解，其實也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典型化”過程。只有這樣，“非虛構”的典型才具備典型性，引起受眾的共鳴。

第三、“非虛構”的藝術性。“非虛構”是比虛構更有限制、有限度、有難度的寫作，是需要“四力”（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的寫作，是有生命力的寫作，考驗作家的才情和靈魂。因此，優秀的“非虛構”跟詩歌、小說、戲劇一樣，是一種藝術創作。“非虛構”創作不是新聞報道，也不是堆砌事實——那是新聞記者和博士生的做法，而是運用藝術家的“創造力”，由洞悉到洞見，其中滲透的正是作家的藝術功力。美國歷史作家芭芭拉·W·塔奇曼說：“創造的過程有三步：第一，藝術家以獨到的眼光感知真相，傳遞真相；第二，表達的媒介——作家用語言，畫家用畫筆，雕塑家用黏土和石料，作曲家用音符；第三，設計和結構。”深以為然。“非虛構”的創作不僅需要美好、清晰、簡潔、流暢的語言，而且需要有藝術的巧妙結構和聰明敘述。“非虛構”在結構和敘述的方法上，完全可以借鑒虛構類文學體裁的技術和技巧，比如：插敘、倒敘和材料的取舍、詳略、提煉，既可以在時間上做文章，也可以在空間上做文章。

任何時代最偉大的寫作，都要給當代的困境以啟示，給人民帶來希望、溫暖和美好。“非虛構”的最大價值是要為公眾解答人類歷史和我們所處時代的主題何在、什么才是我們真正的驅動力，從而來理解和詮釋我們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與世界的重大轉變，分享對現實和歷史的見識。因此，它就必須要講究表達的藝術，這是一種必須掌握有限度的、有節制的敘述的藝術，也就是思想的藝術，它建立在作家對“有話要講”“話值得講”“自己比別人更會講”這三點的堅定自信上。優秀的“非虛構”作品作為一種藝術的存在，除了要求作家要有強大、周到、精密的調查研究、見識知識的能力之外，還要求作家必須有對語言非凡的掌控能力，以及建筑設計師般的架構能力和符合歷史與生活邏輯的想象力。

正是基于“非虛構”創作需要把握的上述三個重要問題，從文學創作的根本意義上來說，“非虛構”不僅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而且為虛構提供了素材的源泉、想象的視野以及無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