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兩篇回憶文章

吳亮、李陀、楊慶祥在2008年有過一次對談，那次對談中，楊慶祥問吳亮是不是在80年代“大家都很有使命感”，吳亮回答：“談不上使命感。我從來不說我有使命感，只是覺得國家的事情和我們個人的生活都有密切的關系。1989年以后我的感覺就是我沒法寫了，沒有意義了，不是說我的文章不能寫了，這只是一個原因。關鍵是，讀者全部都不在了，我以前寫文章的讀者定位是很清楚的，比如我寫這篇文章會想到李陀會怎么看，少功會怎么看，會有幾個到幾十個期待中的讀者。后來這些人都消失了，散了，刊物也調整方針了，主編也換掉了，我就不寫了。”（《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和先鋒批評》，《南方文壇》2008年第6期）吳亮關于先鋒批評在80年代以降走向衰落的看法，此后也印證于張定浩、黃德海2012年對黃子平的一次訪談。黃子平對“那些活躍在80年代的老朋友”后來大多遠離當代文學現場感慨萬千。在他的回答中，我們又一次聽到了吳亮的看法：“若干年以后，我在上海碰到吳亮，問他怎么回事，他說批評是寫給幾個朋友讀的，你都不在此地了，我還寫什么？”（《黃子平先生訪談：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書城》2012年第11期）

吳亮的這一看法所以耐人尋味，可能正因為它使人想起其早期構想一種藝術共同體的文章，如《文學與圈子》《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收錄在《批評的發現》，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他所提倡的“圈子批評家”——以一種新穎的批評觀念與共通的文學主張，向社會提供關于探索文學的闡釋，而這種闡釋也構成了針對形形色色的文學實驗的辯護——今天看來，已然十分接近于黃子平之于批評的那個定義，即文學批評“產生于社團的‘內部’和社團的‘之間’。社團的根本性質就是說，這些人有共同的文學主張，有話要說，對于他們這個社團里邊的同伴們的作品，有一種推崇的欲望和沖動——文學批評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在暨南大學“文學批評與20世紀文學史的生成”研討會上的發言》，《文藝爭鳴》2016年第10期）以上兩人的這些觀點似乎印證了80年代文學批評的盛極一時，除了制度、觀念的調整以外，也有文學與批評的“圈子”因素在起作用。批評家作為探索文學的同時代人，他們與作家不僅是單純的朋友，也在“氣質、審美意向、興趣、主張等方面有著相通之處”。一言以蔽之，在他們之間達成了一種無形的默契。

1986年的“第五代批評家”與“海南會議”

這一結論可能并不吻合于今天關于80年代文學的諸種判斷，后者要么將80年代的作者與批評家之間的關系想象得有些簡單，即大家都在一套相對有限的知識譜系中產生了一套相對淳樸的友誼，要么則是傾向于對80年代的文學批評做出否定，而理由不外乎是那個年代的批評過于強勢，文學作品的閱讀受到了批評家的嚴格控制，時至今日我們的文學研究仍然受制于其時的思維模式，并且要以突破這種思維模式與文學批評提供的結論為前提。在我看來，這一判斷誠然有它合理的因素（如更換研究范式的必要性），但也未免過分強調后見之明，并且它很容易使后來者以為在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之間存在的這種共生共榮是一種不正常的關系。如果說當時的文學批評是強勢的，那也無非是因為一種將對象嚴格限定在文學本體上的批評聲音，在沉默了30余年之后剛剛浮出水面，由此顯得突兀。這里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時間點，即1986年5月。在這個月出刊的《當代文藝思潮》第3期，集中推薦了李書磊、蔡翔、陳思和、周政保、朱大可、李慶西、李潔非、張陵等十余位青年批評家。作為這一期總負責人的謝昌余則在開篇文章里對以他們為代表的青年批評家進行了概括，既指出他們富有“（一）宏闊的歷史眼光、（二）頑強的探索精神、（三）現代的理性自覺、（四）深刻的自由意識”，還將他們命名為繼“五四”、“左翼文藝運動到延安文藝座談會時期”、“十七年”、新時期初之后的“第五代批評家”（謝昌余《第五代批評家》，《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3期）。

同月，由廣東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暨南大學中文系、海南大學中文系、海南文聯共同籌措的“全國青年評論家文學評論會議”于海南召開（也稱“海南會議”）。1987年8月，這次會議的發言成果以《我的批評觀》為題結集出版，此書共分三輯，前兩輯收錄的是青年批評家的發言，如許子東、吳亮、王曉明、陳思和、陳劍暉、吳方、南帆、殷國明等，第三輯則收錄了5位相對年長的批評家與編輯的發言，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陳駿濤的《翱翔吧，“第五代批評家”！》一文（寫作時間也在同年5月）。在此文以及作者自1986年至1988年為《中國青年報》撰寫的青年批評家印象記等文章中，關于“第五代批評家”的特征與范疇被進一步地提煉出來：“不管屬于哪一種情況，我都在他們身上感受到‘第五代批評家’的一個突出的特點：不安于現狀，不崇拜‘權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企圖創造屬于他們自己的批評世界。”（《翱翔吧，“第五代批評家”！》，《文學自由談》1986年第6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一代批評家與“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基本是同步的，他們并非在1986年才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如吳亮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變革者面臨的新任務》寫于1980年11月，發表在《上海文學》1981年第2期，文章是對“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喬廠長上任記》的批評，但1986年5月的確可以被看作是這一代批評家集體亮相的歷史節點。

1984年的“杭州會議”前后

在吳亮寫于1985年的《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中有一句經常被忽略的話：“小說家們愈來愈希望有一種真正理解他們用意的批評，如果他們的希望落空，他們就忍不住自己出面撰文了。小說家圈子事實上在若干年以前就悄悄形成了，因此，小說家們自己的批評，顯然是圈子批評家出現的預告。”這里的“小說家圈子”，應該正是在暗指1984年“部分青年作家和評論家的文學會議”（也稱“杭州會議”）之后，通過發表宣言一類的文字闡釋自己詩學觀念而迅速形成的“尋根派”作家群。在李杭育后來的回憶中（參看《我的1984年（之一）——（之三），《上海文學》2013年第10——12期），我們大體能夠了解到1984年12月“杭州會議”召開前的一些內幕，如同年7月李杭育曾邀請程德培來杭州參加他的作品研討會，程德培又叫上吳亮一起赴會。與批評家的見面不僅將作家“幾個月來郁積心中的疑慮一掃而光”，也讓他萌生了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以外“另起爐灶”的想法。在此之前作家已經寫了一系列描繪“葛川江”風土人情的小說，如《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個漁佬兒》《沙灶遺風》，但始有自覺朝此方向深耕，其標志還是在這次作品研討會（包含了幾個與批評家們的徹夜長談）之后撰寫的《葛川江文化觀》，而它顯然也是“尋根”在李杭育身上的“先聲”。

在筆者接觸到的史料中，關于“杭州會議”最早的構想來自于程德培1984年10月給李杭育的一封信：“大概是在十月里，程德培給我來信說他和吳亮都希望有個聚會，聽聽‘各路豪杰’都在想些什么。”會議各方面被定下來的過程當然要復雜得多，但這里人們已能窺探到作家與批評家正在試圖形成一個“圈子”的愿望。“杭州會議”的與會者除了一批其時“不約而同”將寫作對象轉向文化的作家（如鄭萬隆、阿城、韓少功、李杭育等），也囊括了大部分居住在京滬兩地的此后被冠以“第五代批評家”的青年學者（如黃子平、季紅真、吳亮、程德培、陳思和、許子東、蔡翔等）。這次會議之后，前者即發表了一批“尋根派宣言”，后者也如李杭育所言，“聽到了也是和他們一樣新銳一樣意氣風發的青年作家們的種種奇異而鮮活的思考，由此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文學即將發生的大變局”。在我看來，很可能正是這兩方面的因素，對一些青年批評家構成了心靈上的觸動，他們開始意識到“當小說的實際閱讀發生了障礙，和既成的判斷尺度無法對應時……緘默就成了批評家的最后一道防線。但是小說家們受不了這種難堪的緘默……”（《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

關于“尋根文學”之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學界已有眾多評述，其中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尋根文學”標志著“新時期文學”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它為新時期各種文學的探索打開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空間。倘若將“杭州會議”之后的文壇情形統而觀之，還可知悉“尋根文學”的興起也是日后的“第五代批評家”自覺參與到“新時期文學”的開端。這一批青年批評家不僅為他們喜愛的作品撰寫評論，編訂選本（選本的個人編纂在此也開始成為批評家們進行“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如程德培與吳亮兩人合編的《新小說在198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探索小說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冬曉、黃子平、李陀、李子云合編的《中國小說：一九八六》，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88年版等），與作家的緊密互動在1985年的“長江三角洲文學創作與地域文化討論會”、《湖南文學》筆會以及1986年由《上海文學》《當代作家評論》合辦的“新時期文學十年討論會”等會議上也有呈現。某種意義上，這一套與此前截然不同的，強調主觀反應與客觀論證、內在尺度與社會責任相結合以及要求批評對作品進行選擇的文學批評也在改變著文學作品經典化的方式。

結 語

“先鋒批評”這一名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先鋒文學”。不過前者并非是由于對“先鋒文學”進行發言才被賦予了這一名稱，它實際上指的是“第五代批評家”的具體文學實踐，其時間范圍約略在1984年到1989年之間。90年代以來，這一批批評家有的仍在從事文學批評，有的則進入高校，以一種“學院批評”否定了前者。這里既有批評范式更迭的因素，也有文學思潮陷入停頓的緣故；但從廣闊的時代背景來看，作為“新時期文學”后半段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其終結的根底或與“新時期文學”結束的原因一樣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