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間2020年，天使會發現一本罕見的世界詩歌通史：作者是以英文寫作的華裔作家李煒，今年出了一本世界詩歌通史，《永恒之間: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分章回溯了1930年代的西班牙語詩歌、20世紀初的法國詩歌、19世紀末的美國詩歌、普希金時期的俄語詩歌、歌德時期的德語詩歌、莎士比亞時期的英語詩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語詩歌、中世紀的波斯語詩歌、古羅馬和希臘化時代的詩歌，以及古希臘時期的詩歌——近十種語言，時空跨越三千年三大洲。

在寫完這部詩歌史之前，他已拿史上的畫家、雕塑家、小說家、音樂家……做了一番又一番操練，在2014年出版的《嫉俗》中就已寫過匈牙利詩人勞德諾提。李煒的藝術散文素來以兩條乃至多條線索并進：對藝術品的理解和評論，對藝術家的人性與命運的綜述。前者需要廣博學識，后者考驗人事閱歷，有時還要有精神分析的本事。

詩歌遠比小說古老，至今仍被西方文壇視為最高雅的文學形式。要寫一部詩歌史，不僅意味著在時間軸上擇選重要時刻、在名詩人堂里擇選有趣的人物，更需要書寫者本人對詩歌有成熟的態度。李煒選擇了四兩撥千斤的妙方：從詩人出發，散點透視，帶出時代圖景。

譬如留下太多未完成作品、詩作曾得到茨威格高度贊揚的荷爾德林。這篇是從文化史上最完美的一次宿舍安排說起，三位室友是黑格爾、荷爾德林和謝林——被李煒妙喻為石頭、剪刀、布。雖然黑格爾早期著作中諸如“哲學家必須擁有與詩人同等的審美力”這類觀點疑似出自荷爾德林的思想，但荷爾德林始終不曾跨界，讓哲學研究和詩歌創作交融并進，因他深諳二者有著本質上的矛盾：語言本身帶來的不可紓解的矛盾。英年瘋癲后，荷爾德林還翻譯了古希臘詩人品達的古詩，但終其一生搖擺在詩學與哲學兩極，他不是最有名的詩人，但作為列傳主角是再妙不過了：圍繞他進行的都是推動德國文明發生質變的大人物。

又譬如疑似莎士比亞的影子寫手的馬洛。這篇的開篇儼如偵探小說，邀請我們追尋犯罪動機：古怪的破相死法會不會只是幌子？原來，詩人也可充當打手，以及政府的臥底，順帶成為時裝達人。懸案永無水落石出之日，往前追溯五百年，人證物證全都欠奉。重點是，哪怕詩人可疑地被殺，英年早逝，但那些劇作中的詩留傳至今，再次佐證了藝術的生命遠遠高于凡人的生命。

又譬如涉及盧浮宮盜竊案的阿波利奈爾。這位有前科的巴黎先鋒派享樂達人踴躍參軍，和美女鴻雁傳書催生了打破傳統的《通往身體的九扇門》……直到流彈給他留下不可逆的腦部損傷，雖然浪子依然不斷的戀愛，但那也只是為了詩意傾瀉后得到反饋。這位退役傷兵的PTSD很嚴重，嚴重到了導致巴黎先鋒派分崩離析。

又譬如彼特拉克，激活了一項在羅馬帝國時期也罕見的桂冠加冕儀式。作為列傳主角，雄心勃勃的彼特拉克只看重拉丁語，結果押錯了寶，幸好還有《歌集》，它連同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一起助長了羽翼漸豐的托斯卡納方言，使之最終演變為現在的意大利語。但丁和彼特拉克還改進了之前行吟詩人的詩歌模式，不再有伴奏、歌詠和表演，詩文就此成為書面創作。文藝復興文學三杰的這一篇，很難不讓人想起李煒在前作《孤獨之間》中的那篇《永恒與名望之間》：讓米開朗琪羅、達·芬奇、佩魯吉諾、塞巴斯蒂亞諾互相對決。

是的，李煒從不讓藝術家孤單單在時空里，哪怕有杰作傍身也不行，哪怕終生隱居避開世人的狄金森也不行，哪怕傳說中僅有殘章斷句傳世的薩福也不行。以《變形記》和《歲時記》傳世的奧維德給自己的人設是什么？賀拉斯、奧古斯都這些古羅馬名人在他的朋友圈里表現如何？西班牙內戰時期的三十五歲秘魯人巴列霍，二十三歲的智利人聶魯達，尚且稚嫩的略薩，和即將被槍決的西班牙天才詩人洛爾迦發生了怎樣的命運交集？

詩歌出自詩人，那詩人呢，源生于何？李煒的這場詩歌考古就是“為每一位詩人的創作提供上下文”，他排查了詩人們的精神血統，并拒絕僵化的線性敘述。李煒筆下的藝術史是藝術家的修羅場，更是知識點無限鏈接延展的思維力場。如他在序言中所說：“我一直嘗試著拓寬自己的視角，而非聚焦于一處……我沒有專注于一個兵、一個班、一個排、一個軍種，甚至一個國家，而是檢閱了一批來自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部隊。時不時地，我還會調遣來一些文學領域之外的士兵。知識沒有界限，沒必要固步自封。”

萊辛就曾打破界限，告訴我們雕像中的拉奧孔不能著衫，但詩歌中的拉奧孔無需著衫；詩里的酒神頭上有角，畫和雕像里的卻沒有；維納斯只能在詩中有嗔怒，但在畫和雕像里必須只有愛；荷馬會把人性升華，讓人像神，也會把神性降低，讓神像人。假如詩人的世界理所當然有諸位大神鼎立于千年時空，那么李煒的寫法也一樣，既讓大神回歸到凡人，也能讓他們在詩性和人性的疊加中升華為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