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六周 第四天

紐約 索爾·貝婁 《雨王亨德森》

跟巴黎一樣，紐約也一直是移民心目中的圣地，尤其是那些滿懷抱負的作家們。很多作家來到紐約追尋文學夢，這里云集了眾多美國出版社。甚至很多外地作家會定期造訪。1969年，就是在他的一次定期造訪時，我認識了索爾·貝婁（Saul Bellow），彼時距離他獲諾貝爾獎還有七年。他那次來和出版作品或推廣活動有關，但還有個浪漫的目的，他當時和瑪格麗特·斯達茨（Margaret Staats）在一起，他正想娶她做第四任貝婁夫人（最終有五任）。他們曾訂婚過一段時間，后來瑪格麗特改變了主意。她給貝婁看了一篇我的日志，然后在一個星期六的早上，約我去跟貝婁見面。見我對十八世紀文學感興趣，貝婁建議我更廣泛閱讀當時的作品。正因為他，還有我哥哥，同為文學學者的李奧（Leo），我才讀到了菲爾丁、笛福、理查遜和斯摩萊特。他還慷慨地為我的日志寫了一些夸贊的評語，“警告”說我可能成為一名作家。

貝婁被形容成那種“把書當氧氣”的人，他是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等十九世紀偉大作家的作品長大的。他不僅被源于現代西班牙早期的流浪漢小說傳統所吸引，還喜愛十八世紀的書信體小說和諷刺作品。所以他讓我去讀理查遜和斯摩萊特并非巧合，不是每個人書單里都有斯摩萊特，但他的《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是復調書信體創作的偉大試驗之一。就在我與他見面的數年前，貝婁已經獲得了國家圖書獎，獲獎作品《赫索格》（Herzog，1964）還上了熱賣圖書榜，這本書的大部分都以雜亂無章的書信形式呈現，全是貝婁筆下無休無止的，牢騷滿腹又糊里糊涂的主人公寫給各色想象中的收信人的信。說是想象的收信人是因為赫索格從來沒真的把這些長信發給老朋友、老情人和前妻們，而那些寫給類似于像尼采、上帝的信，他想發也發不出去。

貝婁上一本小說《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最有可能的模本是十八世紀的作品《老實人》，在《雨王亨德森》里，非洲取代了伏爾泰想象中的巴西，在這里，主人公遭遇一個全然非西方的文明，和當地哲學家一樣的國王進行討論，并逐漸理解自己的世界。如同對伏爾泰筆下埃爾多拉多（El Dorado傳說中的黃金國）的再現，瓦瑞瑞（Wariri）的首都就藏在群山中，與世隔絕，而國王達福（Dahfu）甚至有一支“亞馬遜女武士”組成的侍衛隊。和伏爾泰一樣，貝婁從未踏足過他筆下的異域世界，但他的知識卻不止是來自那些旅行者的故事。他在西北大學獲得人類學學士，又去威斯康辛大學繼續攻讀碩士，所以不同于《老實人》，他的小說有扎實詳細的人類學背景。《雨王亨德森》中很多部落習俗，以及其中一些段落，都直接取自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的《東非的牛情結》（The Cattle Complex in East Africa，1926），這本書出版十年后，貝婁就在作者的指導下，在西北大學完成了自己的畢業論文。

一般認為，貝婁是個典型的芝加哥小說家，但創作《雨王亨德森》時，他住在紐約。他的主人公尤金·亨德森（Eugene Henderson）是小提琴家，也是一個養豬場主，他莫名其妙地在他康涅狄格州的莊園里開了養豬場。養豬場離紐約不遠，他還去紐約市57街找一個“叫哈珀以的匈牙利老頭”去修小提琴。貝婁筆下的紐約滿是像他一樣的移民。亨德森甚至用自己的身體比做紐約地圖：“我的臉就像是個終點站，就像中央車站，我是說——高高的鼻子張大的嘴，可以直達鼻腔，而眼睛就像隧道。”當他跑到非洲去尋找自我時，仍然用紐約的參照物來給自己定位。所以當聽到國王達福的聲音里帶有一點低沉的嗡嗡聲時，“讓我想起了悶熱夜晚紐約十六街發電站的聲音。”

對自己的突然出走，亨德森最好的解釋就是：“我心里有種騷動，一個聲音總在那兒喊，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這個聲音每天下午都會響起。”在非洲，亨德森在兩個部落生活過，分別是和平的阿諾維和好戰的瓦瑞瑞。這樣兩個對立的部落精神正是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那套帝國話語的必備內容。亨利的任務是平撫或消滅那些戰士，以及掠奪和平的部落。但令人吃驚的是，亨德森在兩種社會中都沒有建立起帝國式的掌控。

有一些章節講述了亨德森在阿諾維村寨里的時光，小說在此轉向我們八十天旅程中最后一次瘟疫敘事。因為缺水，牛紛紛渴死，漫長的干旱還在繼續，而非同尋常的是，因為來了一群青蛙，村寨為干旱準備的蓄水塘卻被廢棄了。正如亨德森跟他們說的：“我相信自己非常明白遭受一場瘟疫是怎樣的痛苦，也很同情他們。然后我意識到，他們只能把眼淚當面包來度日，我希望我不會給他們麻煩。”

出于同情，亨德森無法抗拒作為白種人的使命，挺身而出去幫忙解決當地人的問題。他做了一個愚蠢而驚人的方案，他制作了一個小炸彈，扔到蓄水塘里，想炸死那些青蛙。結果是蓄水塘被炸破，水都流光了。尷尬的亨德森就此離開了。他遲疑缺少決斷，建立帝國式掌控的那些嘗試都失敗了，然后他來到了瓦瑞瑞的地盤，在這里他搬動了一個沉重的雕像，之前部落里從未有人能舉起來過，以至他短暫地成為圣戈（Songo），或者叫“雨王”。當他搬起雕像之后，雨神奇地落下來。其實他這個勝利是被國王達福的敵人安排好的，他們想除掉國王，還需要一個繼位的人。誰能比一個無知的，他們能控制的外人更合適呢。

國王達福交游廣泛、熟習藥理，英語也很流利，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亨德森已經很依賴于他。就像休·洛夫廷筆下的棒破王子一樣，達福說著一口過于詳盡的英語（“我估計你非常強壯。噢，太強壯”）。但貝婁不是在取笑達福，他將國王的話作為神諭，富于廣泛閱讀后獲得的哲理。（“詹姆士的《心理學》是本非常吸引人的書”，他順道對亨德森評價說）。達福對整個人類，以及對亨德森這個人，都有非常深入的見解。

“你闡釋了很多東西”，他說：“對我來說，你是一個闡釋道理的寶藏。我不會責備你的外貌。我只是從你的體格中看到了世界。在我對醫學的學習里，這是對我來說最具魅力的部分，我曾獨自對各種體型做過透徹的研究，形成了整套分類系統，比如有，痛苦型、貪食型、固執型……狂笑型、書呆子型、好斗反擊者型，啊，亨德森-松戈，多少種類型啊，數也數不清！”

漸漸地，達福聽著越來越像貝婁在紐約的精神科醫生：“想象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它雖然閉塞，卻是強力而原初的……你是各種暴烈力量的非凡融合。”在他養獅子的地窖里，達福給亨德森安排了一系列費力而危險的任務，迫使亨德森脫光了去觸碰自己內心的野獸。這聽起來像是個詭異的東方主義幻想，但實際上，貝婁曾接受過萊克學派醫生的心理輔導，有兩年時間，醫生都要求他在心理輔導中全身赤裸，而小說正是對這段經歷的戲仿和強化。

盡管這些心理輔導讓人惱火，但和貝婁一樣，亨德森也開始對自己，對美國有了新的感知，并能在回到家后讓生活重回正軌。不再無止境地去“成長”了，他決定：“且看當下！打破靈魂的沉睡。醒來吧，美國！讓專家們瞠目結舌。”貝婁的非洲是從紐約化身而出的，是紐約的倒影——一個也許能將美國驚醒的翻轉鏡像。

貝婁把《雨王亨德森》稱作他最愛的作品，還說相較于筆下的其他角色，他在亨德森身上傾注了最多的自我。這樣的判斷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畢竟像莫斯·赫索格和薩姆勒先生那樣的角色更直白地表現出跟作者的相似。但就像筆下的非洲，貝婁用反轉來創造了他的主人公：他自己是個窮猶太移民，而亨德森是個美國白人新教徒，還是個百萬富翁，住在從父親那里繼承的康涅狄格農場；貝婁雖然瘦小，但靈活英俊，而亨德森是個高大丑陋，力量驚人的摔跤手。通過將紐約、康涅狄格轉換為非洲，將自己轉化成形體、文化的對立面，貝婁找到了能把自己和國家看得更清楚的距離。他在巴黎待了幾年之后回到美國，在巴黎，他和詹姆斯·鮑德溫成了朋友，那時他已經準備好探索世界了。正如他心目中的達福，“在離家這么遠的地方竟能遇上這樣一個人物。是啊，旅行是值得推薦的。相信我吧，世界就是一個意識。旅行是思維上的游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