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新世紀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時，胡學文無疑是個繞不過去的重要作家。經過長達二十年的寫作探索，胡學文關照鄉村世界的視點逐步完成由外而內、由經驗而想象的敘事轉型，并有意識地在向下與向上的張力中不斷開掘小說的通道。他始終直面歷史洪流中的鄉村社會現實，同時也試圖發掘出精神向度上的個體心靈變遷。“行走”與“飛翔”幾乎成為胡學文寫作姿態的重要注腳。他以行走于大地的方式去丈量現實的重量，更以飛翔于天空的身姿去探求靈魂的盈動。作為八年磨一劍的最新創作，長篇小說《有生》（發表于《鐘山》長篇小說專號2020年A卷）凝聚了胡學文借助百年家族興衰來窺探生命浮沉、采掘人性秘密的終極思考。

相較于“寫什么”，“怎么寫”的問題對作家而言意味著更大的考驗。《有生》的形式追求寄寓了作家為尋求敘事突破而做出的策略調整，如其在《有生·后記》中所言：“重要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從結構上來看，《有生》的主線部分緊密圍繞祖奶的傾聽與訴說延展下去，而副線部分則依托如花、毛根、羅包、北風、喜鵲五個人物的人生命運滌蕩開來。按照作者的設想，這兩大部分猶如傘柄與傘布般共同構成一個相互支撐的有機整體。從敘事布局上來說，主線和副線交叉推進，當下與歷史交替演繹。小說雖細致雕刻了祖奶的一個白天和一個黑夜，但時間卻隨著敘述行為的發生而跨越百年，一眾鄉村小人物在敘事引力的拉扯下輪番登場，而一部飽受時代風雨的“宋莊心靈史”則由歷史深處浮出水面。

作為宋莊的靈魂人物，“越過生死界限”的祖奶被賦予了揮之不去的神性色彩。生于1900年的祖奶是最可靠的歷史敘述者，也是最可靠的當下見證者。她既敘述著布滿苦難、創痛與死亡的家族命運史，也以傾聽的方式見證了宋莊人人性深處的隱秘角落。不應忽略的是，在當下時空中被奉若神明的祖奶借助喬大梅的記憶鋪排一步一步實現了由“神”而“人”的自我祛魅。傳奇、靈異、神跡無不充斥著層層話語轉述之后的民間想象，而剝落了這層想象的外衣后，祖奶真實的一生真可謂磨難重重、悲劇不斷。比失去親人更可怖的是，這樣的喪失幾乎貫徹了喬大梅的一生。父母、丈夫、子女的先后離世使她一次次被生命的痛感所迎頭擊中。即便面對這種近乎極致的生命慘傷，倔性十足的喬大梅并沒有沉淪，而是選擇了反擊——以獨具女性氣質的抵抗方式，對命運的不公與不幸進行“柔軟卻堅忍的反擊”（胡學文語）。

胡學文筆下不乏這種個性鮮明、既倔且韌的女性形象，不甘屈從于命運擺布的她們寧肯遍體鱗傷也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比如唐英（《極地胭脂》）、荷子（《飛翔的女人》）、蕎蕎（《蕎蕎的日子》）、麥子（《麥子的蓋頭》）等。她們與喬大梅一樣，無不是被苦難擊中卻并沒有被擊倒的鄉村女性，在她們與環境、命運的抵抗的孤獨路途上填滿了“生的掙扎”與“生的堅強”。在這些女性的生命遭際中，苦難與困境固然總是牢不可撼，然而，她們卻依憑一股執拗之氣朝著悲劇的命運迎面撞去，在絕不屈服的倔強中綻放出獨異的生命芬芳。她們也如一面明鏡映照出男性的卑污、人心的莫測以及難以抗拒的生命疼痛。

在胡學文的小說世界里，由女性而牽扯出的困境、悲劇、痛感并不鮮見。除了堅強與執拗外，悲憫與寬恕也成為這些鄉村女性的核心品質，真可謂“生命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這是他凝視人性、觀察世界的重要立足點之一。我們甚至可以說，作家傾向于在一種極端語境中去審視人性的暗涌，進而逼迫出生存的本相以及人物性格的魅力。

如果說，胡學文在早期小說創作中往往致力于鄉村經驗聯展的話，那么他近些年的鄉土寫作無疑在“向內轉”的觀念浸淫下更加注重個體心理世界的開掘與深挖。《有生》同樣借助人物內心世界的放大而勾畫了一幅心靈圖景，而這幅心靈圖景的背后則凝結著作家不動聲色的敘事權衡，即人物重于事件，感覺先于理性，想象大于經驗。即是說，人不再僅僅作為物質世界的客體，更在重返內心的路途中成為精神世界的主體。聽覺聰敏、思想活躍的祖奶本身已是擺脫肉身負累的精神化存在：她水米不進、靠香氣“喂養”，并在麥香的精心照料下“呼吸著四季的氣息”。然而，她卻猶如精神樞紐般連通著每個傾訴者的心靈深處，前來祈求神跡的村民們無不將其難以示人的羞恥、悔恨、嫉妒、情欲、罪惡、秘密等毫無保留地傾吐出來。

作為宋莊特立獨行的 “異類”，如花、毛根、喜鵲、錢寶等人皆因現實的逼迫而最終退守至內心世界，宋莊的大世界也由此裂變成諸多彼此隔絕、相互齟齬的小世界。不管是如花的烏鴉丈夫，還是毛根的護墳木屋，都表征著個體抵抗悲劇命運的話語符碼。它們被悲劇命運者植入無窮無盡的“念想”。對于他們來說，“念想”成為抵御生命災難的絕佳武器，在溝通生死的同時也重構了一個“屬靈”的世界。感覺化、想象化了的人生即便充滿荒誕，卻也切切實實構成不容否認的生存現實。《有生》中的荒誕無關乎現代主義技法，而是指向經由小說人物充分感覺化了的生命體驗。這種荒誕常常緣起于個體與環境隔絕、對立后的感覺真實，也逐漸凝固成堅不可摧的現實本身。

胡學文筆下不乏居于城市或鄉村邊緣的弱勢群體，故而常常被歸入底層寫作的潮流之中。不過，對于“底層”的命名與標簽，胡學文卻始終持有足夠的審慎與疏離，甚至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抗拒的意味。不管在底層寫作處于風生水起的流行期或是遭人詬病的討伐期，他都始終秉持著獨立的立場去觀照小人物的個體命運，而借助人物之小去探究心靈之大也成為他一以貫之的文學圖式。

小說家向來主張以小說的方式去發現存在的秘密，有著鮮明地理標志的宋莊即承載著胡學文探究存在秘密的文學通道。壩上、宋莊、營盤鎮在胡學文的不同鄉土小說中反復出現，作家苦心構筑了一片專屬于自己的文學地域，并以此安放自己的文學理想。

胡學文借死神之口告諸世人：“生還是死，都由自己決定。”作為死亡的重要意象，螞蟻貫徹文本始終。在死神始終在場的語境中，《有生》雖然是由布滿苦痛與死亡的絕望之梯出發，然而最終抵達的卻是經由生死洗禮后的澄明之境：唯有心靈的震顫、情感的飄飛和思想的流動才能確證人之為人的生命存在。

《有生》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秘密。對于鎮長楊一凡來說，寫詩成為他抵抗生活的最大秘密。在詩人北風的故事中，方鴻儒的登場更可謂意味深長。方鴻儒之于《有生》，恰如朱先生之于《白鹿原》，程濟世之于《應物兄》，無形之中確證了知識分子的民間立場和文化姿態。作為智性和理性的代言人，方鴻儒雖然批判了民間泛信仰的實用性和功利性，但也充分肯定了靈魂調節器之于民間社會的不可取代性。借助尋訪印第安人一事，方鴻儒拋出 “修心修行”“靈魂需要”等終極命題，這種文化上的后撤與回望啟發著我們應注重從精神信仰、內心律令等層面去反思現代化轉型風潮中的生命個體與鄉村歷史。胡學文在《有生》中寫下這樣的句子：“一個人心里有光，那光就會時刻指引他，不分晝夜，無論春秋。”在煙波浩淼的歷史長河中，宋莊自然難以抗拒時代風云的激蕩，自1900年以來的每一次歷史突變都在它的身上心上留下難以抹除的齒痕。然而，相較于宏大歷史的魅惑，胡學文似乎更癡迷于對于個性價值的發現，對于鄉村生存智慧的復原以及對于民間信仰的道德化指認。在長達百年的歷史幕布上，《有生》敞開了宋莊人的生命痛感與心靈圖景，而胡學文則依托綿密、駁雜的復調語言景觀去努力捕捉“思想的表情”，并孜孜探求著因襲了歷史重負的鄉土中國如何在愛欲與文明的雙向撕扯中躑躅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