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新加坡：新加坡文學獎、謝裕民、打工詩人

8月27日，新加坡文學獎線上揭曉。華文組的獲獎情況如下：黃凱德以《豹變》、謝裕民以《建國》獲小說獎；黃凱德以dakota獲非虛構寫作獎；吳耀宗以《形成愛》獲詩歌獎。英文組的獲獎情況如下：阿什塔·南達（Akshita Nanda）與詩人黃毅圣（Ng Yi-sheng）獲小說獎；陳瑞琳（Marylyn Tan）以Gaze Back獲詩歌獎。淡米爾組的小說和詩歌獎均被西蘇拉·龐拉吉（Sithuraj Ponraj）摘得。

本屆新加坡文學獎主題是“#WhyWeWrite”（為何寫作），探討作家的寫作初衷。本屆獎金由往屆的1萬元減少至3000元。新加坡文學獎的歷屆得主主要有：英培安、謝裕民、希尼爾（謝裕民哥哥）、尤今、吳耀宗。其中，英培安四獲新加坡文學獎，目前是歷屆最多，分別是在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

《建國》此前曾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說。《建國》綜合了兩種敘事方式，其一是以“建國”為主線的歷史故事，其一是“SG50詞典”的新聞式連載。兩種敘事交織重合，構建了新加坡建國后復雜的國家故事、人物流動、全球局勢。

謝裕民

此前，謝裕民對《聯合早報》表示，《建國》就是一個男人在嘮嘮叨叨，也許就像伍迪·艾倫電影里的中年男人的牢騷。“日常的牢騷最難寫。日常像細沙，一抓，它便不斷從指間溜走”，謝裕民表示。謝裕民認為一般作家從一樓升到三樓，天才作家一下子就跳到第四、第五樓。靠努力的人，1之后甚至只能是1.1、1.2、1.3……“60歲之后發現，其實0跟1之間，就很多學問，已經夠你活了，不用去到2和3。我寫過一個極短篇，寫井底之蛙不需要太大的天空，當它跌下來的時候才發現，井里面還有一個小洞，那里更寬闊。”

作家林高稱謝裕民的文筆貼地氣，“語言到了你手里都能隨人物身份、環境氛圍、題材可能潛藏的信息等因素作適當的調整。譬如《放》的敘事語言，讀者能感受到那年代的心理氛圍，這是你著力之處。”

于2006年獲得新加坡文學獎的《重構南洋圖像》，在黃曉燕看來，是慣于都市書寫的謝裕民開始嘗試文化尋根之旅的重要轉型之作。《重構南洋圖像》聚焦于“我”隨父親去印尼馬魯古群島的安汶島尋找十世祖父和曾祖父的歷程，穿插荷印殖民時期的東印度公司的歷史。于2010年獲新加坡文學獎的《m40》寫的是一個40歲的都市男人“你”面對都市文化和苦悶及其他的尋根癡想，“不知道會不會像你爸爸，在所有記憶被連根拔起后枯萎掉”。有人視之為“尋根文學”。

謝裕民祖籍廣東揭陽，1959年生于新加坡，1995年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他曾任《新明日報》文藝副刊編輯，現為《聯合早報》副刊組資深高級編輯。2019年，謝裕民獲頒泰國王室主持的東南亞文學獎（2017年），同時頒發的還有余王敬瑩（2016年）、吳彼得（筆名Peter Augustine Goh，2018年），東南亞文學獎因泰王逝世延期兩年。

此前，在新加坡疫情蔓延，國家采取一級防范，工人受劣待的情況下，《亞洲藝術觀察》（Art Review Asia）發表了新加坡建筑監理Zakir Hossain Khokan的詩作。

《初稿》

……

政府已經聲明，

戴口罩是強制性的。

但他們沒有口罩。

宿舍，政府，公司——

有誰會給他們口罩？

他們被禁止外出。

如果他們沒有口罩，他們怎么戴口罩！

他們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己。

他們無法理解是誰在輕視誰，

在這個生命的鏈環中。

……

他們很焦慮。

他們知道高級專員公署在那里

把他們的尸體裹回家。

……

有時候文人和知識分子也會拜訪他們。

他們鼓勵他們閱讀、發言、寫作、繪畫、攝影、拍電影，

但強調他們的藝術應該是冷靜的，而不是爆炸性的。

……

Zakir Hossain Khokan生于孟加拉國達卡，畢業于孟加拉國立大學，于2003年到新加坡工作。目前，他在建筑行業任質量控制項目協調員。自2014年、2015年連續兩次獲獎后，他就成了新加坡移民工人群體的代表人物。他已經出版了兩本詩集。他是新加坡孟加拉移民詩人詩集《移民故事集》（Migrant Tales）和《呼喚與回應：移民/本地文集》（Call and Response: A Migrant/Local Anthology）的聯合編輯。2015年，Zakir Hossain Khokan受邀做了一場Ted演講，名為《口袋里的詩歌》（Poems from my pocket），歡迎觀看。

阿莉·史密斯和她的季節四部曲

阿莉·史密斯季節四部曲以《夏》收尾，它表現了身臨其境的怒火、熱情、高調。此前，《秋》《冬》《春》分別出版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夏》從2020年2月開始，其時新冠新聞正在洶涌，到2020年5月結束，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程度的封鎖中。另外，史密斯還帶我們回到了二戰時期，像其他三部那樣，一段相得益彰的歷史時期和現在當下構成了一個平行世界。

《夏》

在《夏》中，史密斯帶我們重溫了脫歐、特朗普、澳大利亞森林大火、新冠病毒等等一系列世界重大危機事件。事情是糟糕的，生活是復雜的。“全英國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見證了謊言，看到了施加在人類和地球之上的虐待，他們還發了點聲音，游行、抗議、書寫、投票、交談、激進主義、播客、電視、社交媒體、推特、一頁又一頁…… ”這里還有卓別林、保利娜·博蒂、塔西塔·迪恩、芭芭拉·赫普沃斯、莎士比亞、狄更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史密斯借書中的人物說，“夏天，實際上是一個想象的結局。我們本能地沖向它，好像它一定是有什么含義。”

《夏》以薩莎·格林勞（Sacha Greenlaw）的視角展開。薩莎試圖保持清醒，她從不乘坐汽車，因為它使用化石燃料。弟弟羅伯特很調皮，他崇拜有暴力傾向的電子游戲。在這個夏天，各種各樣致命的事情發生了。再次出現的人物丹尼爾·格魯克（Daniel Gluck）將我們帶到上世紀四十年代，關于崩解、戰爭、夢想破滅。像詹姆斯·伍德此前在《紐約客》為其《冬》寫的書評里面寫道的那樣，史密斯尋找到了一種并置：英國式的奇思妙想與蘇格蘭式的后現代主義；傳統資產階級小說的現實情節與超現實主義、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元素的拼貼。

詹姆斯·伍德認為史密斯是當代小說中最癡迷于雙關語的作家，勝于托馬斯·品欽。雙關語的應用給她的作品一種擴展和延綿的可能性。在歡快的語調之下是現實的不堪和臃腫。史密斯是高智商的，但她放棄高雅和舒適，而她的人物也往往是不那么體面的紳士。更重要的是，在史密斯看來，這個世界不再有高貴了，這個世界是“骯臟的、英式的、矮小的”，起碼這是它目前的基本狀況。在《夏》中，薩莎致信一個被拘留的人，“現代意義上的英雄正在照亮那些需要被看到的東西”——這正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崇高，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

史密斯1962年8月24日生于一個蘇格蘭工人家庭。她曾在阿伯丁大學讀書，后來又在劍橋紐納姆學院攻讀愛爾蘭現代主義的博士。大學期間，史密斯寫了很多詩歌。她曾短暫在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教過書，但事與愿違，不久就離開了這所學府，從此以寫作為生。1995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此后連出幾本短篇小說集。史密斯從未獲得過重量級獎項，除了橘子小說獎（現在更名為女性小說獎）和科斯塔文學獎——這兩個獎項并不為我們所熟知。2007年，史密斯當選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史密斯對《新政治家》表示，如果一切重來，她會做好交際的隱士、鳥類學家、貓語者、街頭藝人、煲湯大師、清潔工人，并非理想意義上的，而是現實意義上的，史密斯當過服務員，她的自我認可也是正像她所言的。

史密斯并不認可互聯網，在她看來，算法只是一個簡化的系統，而語言——并不是文學意義上的語言——是一個意義系統。這個觀點應該為我們所見證和警醒。“當政治語言把我們和自己簡化為數據或者社交媒體的關注/被關注，而不是這個現實世界的公民時，我們身上的各個方面的悲哀的事情就會發生……并不是說社交媒體不美好。所有的連接方式都是美妙的，直到它們習慣服務于機器而不是人類。”

愛麗絲·奧斯瓦爾德：牛津詩歌教授、園藝師、水的樂師

在最新一期《詩歌》雜志中，Kit Fan發表了一篇關于英國詩人愛麗絲·奧斯瓦爾德（Alice Oswald）的新作《無名者》（Nobody）的評論。文中說，“紙上的音樂引發了一連串的氧氣狀和策略性的停頓，這些停頓可以重塑意義…… ”在他看來，奧斯瓦爾德的詩歌因其詞和意的模糊和雙重，恰恰為閱讀和欣賞提供了一種助力。

《無名者》是對《奧德賽》的改寫，延續了奧斯瓦爾德對于水的熱愛，這種熱愛讓她對海洋有一種即興的、富有色彩的想象。同時，她對荷馬——既是古典學的荷馬，又是自然意義上的荷馬——的熱愛也表現了出來。她試圖傳遞給我們這樣的信念，“在巨浪之下，人只是一個無名者”。“一個人有塵土的性格/另一個人有一個箭頭代表靈魂/但他們的故事都結束了//在某個地方//在海里”。愛麗絲·奧斯瓦爾德

在一次新書發布會上，奧斯瓦爾德稱自己的詩歌為“聲雕”（sound carvings）。所謂聲雕，大概是在人與世界間的那張已死的紙張。死亡、消失、溶解，愛麗絲·奧斯瓦爾德寫得最多，對她來講，所有腐爛的跡象似乎蘊含著生命、生機。她會和音樂家合作，她喜歡這樣，這涉及她對詩歌的理解。同樣的，她在意詩歌呈現在紙上和書中的質感，關于裝幀、設計、排版、色彩。

奧斯瓦爾德并非強調聲音，而是強調詩歌的可能性。在答《白色評論》的訪談時，奧斯瓦爾德表示，“詩歌不需要假定它會被朗誦。詩歌必須有能量來創造自己的必需品……口頭詩歌，比如《奧德賽》，甚至沒有A4紙，只有氣息。這樣才能讓詩人集中精神。我感興趣的是，怎樣才能恢復現代詩人的壓力——拿走所有的道具和類別，讓詩歌自生自滅。”安格·姆林科（Ange Mlinko）在7月刊的《紐約書評》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作家珍妮特·溫特森將奧斯瓦爾德視為特德·休斯的最佳繼承人。他們都訴諸自然，共享了相似的語調。奧斯瓦爾德反駁了類似的評判。她說，“我并不是大自然的詩人。的確，我喜歡植物，但落實到詩歌，我喜歡的自然詩歌形而上的部分。”她的楷模是荷馬、奧維德、莎士比亞，這些人把人與非人囊括在自身的語言里。不管她多么拒絕和特德·休斯扯上關系，讀者還是很自然這樣想。特別是在她的作品《野草和野花》獲得特德·休斯獎后，她更加擺脫不了這一聯系。《野草和野花》無疑是她的園藝事業的一部分。在這部書里，她將24種花草記錄在案，包括百合、石竹等。

這樣的目錄后來發展成了《紀念札：〈伊利亞特〉的一個版本》。像紀念碑熔鑄了死魂靈一樣，《紀念札》將《伊利亞特》里死去的人一一銘記、一一憑吊。里面大多是“除了死亡一無所有”的士兵。《紀念扎》是《伊利亞特》的翻譯，它完全繼承了荷馬史詩對戰爭的恢宏描寫和隱喻表達。《紀念扎》又是《伊利亞特》的再創造，它不講故事，它講述的是死亡的政治，是多聲調的民主。按詩歌類型判斷，《紀念扎》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哀歌，它的主題既是死亡，又是新生。

奧斯瓦爾德生于1966年，父親是著名的園林設計師。奧斯瓦爾德在牛津修習古典學，畢業后她從事園藝工作。目前，她和丈夫子女定居在德文郡。她于2012年獲得了艾略特詩歌獎，于2017年獲得了獎金豐厚的格里芬詩歌獎。

2019年6月21日，奧斯瓦爾德被授命為下一任牛津大學詩歌教授。在最后的投票中，她以1046票的壓倒性優勢贏得了這個席位。從當年10月1日開始，她將在牛津學府進行為期五年的兼職授課。牛津大學詩歌教授講席是1708年開始設立的。馬修·阿諾德（兩任）、W. H. 奧登、謝默斯·希尼、保羅·默頓、杰弗里·希爾等著名詩人都曾在這個席位為學子講授詩歌。

在很多場合中，奧斯瓦爾德反復講述了一個故事。八歲那年，她一個人熬過了整個夜晚，望著黎明前的藍天白云，她驚訝得說不出話。如果說八歲時的黎明將其渡化為詩人，那么她寫《提托諾斯》所經歷的黎明則是一次永不復歸的旅行。這是一首46分內的配樂即興之作。完成后，她再也沒有重讀它。故事講的是一場凄美的愛情故事，抑或是生命故事。厄俄斯愛上美少年提托諾斯，她請求父親宙斯賜予他長生，但卻忘記說賜予他青春。厄俄斯最終離他而去，而衰老的提托諾斯一直在相思、一直在等待。

奧斯瓦爾德的住處從不缺植物，它們通常是些瘋長的蕁麻。鄉居旁邊就是達特河，她常年在這里游泳嬉戲。為她贏得T·S·艾略特詩歌獎的詩集《達特河》就是獻給這條河流的。在《達特河》中，詩人將詩歌和散文雜糅結合在了一起，這個形式雖然特殊，但已經有很多詩人以這樣的形式來創作。在不得不暫離舊居時，愛麗絲為她的河作了一首長詩《重創：給一條干枯的河流的詩歌》：

“極細的、凋敝的、幾乎干涸的

一個骨頭造就的羅馬寧芙

脫力從石灰巖里喚起一條河”

《回響》：一本粵語文學雜志

7月，華語世界第一本粵語雜志《回響》在香港發行。它的發行有賴于眾籌，籌得目標金額五倍以上。第一期在發出兩周后告罄，第二期也于上月下旬發行。

《回響》由粗通文學的“山城豬伯”主編，他希望憑一己之力改變市場。刊物本名《粵刊》，足見其野心。“山城豬伯”曾對“文學性”頗有微詞。他接受立場新聞的專訪時批評：“香港文壇偏重文學性，故事性強的作品受到貶抑”，而他以“賺到錢”為《回響》日后成功的指標，相信做旺“巿場或者產業”就能“推廣文學”。

陳子謙撰文指出，《回響》團隊的角色就好似一個策展人，或是一個中間人，將文學同大眾、通俗同嚴肅的文學放在一起，建立起整個閱讀文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山城豬伯”觀察到愈來愈多香港人用粵語文字表達自己，甚至成為身份象征，正如“你見到寫繁體中文字，通常都會assume佢系（是）臺灣人”。

《回響》也有爭議存在。作家黎國威質疑“書面語”和“口語”是否可以二分，像《回響》主編所言的那樣。作家沐羽撰文指出，雜志漠視前人耕耘，“舉著立意良善的旗幟先踩別人幾腳，再吹奏自己踩的角度多么精準”，結果“一開口就得罪大半個文學場域的人”。

陳智德認為，粵語入文早已有之，不必強調用了粵語才能代表香港文學，至于近五六年對“粵語文學”的提倡和討論，其實是一種反彈。“討論這個現象，要把政治情結和學術分開，我擔心混淆它和學術，會扭曲了文化的問題。”

陳子謙撰文指出，粵語入文，在香港起碼可以追溯至晚清。黃仲鳴在訪問中說，“粵語入文，一開始無非為了吸引更多讀者。第一個應該是清末的鄭貫公，他本來崇拜康有為，后來跟從了孫中山的革命派。為了讓百姓更容易接受，他在自己創辦的《唯一趣報有所謂》（簡稱《有所謂報》）加入了廣東話，結果比孫中山的《中國日報》銷量更高，可見粵語入文真的能夠吸引讀者。”

現在在世的作家中，董啟章、黃碧云、飲江都有大量的粵語入文的嘗試。飲江表示，“我在粵語環境長大，自然會講粵語，但其他人呢？比如維特根斯坦，會怎樣說？特朗普又會怎樣說？我就會模擬、想像，借此活化自己的想法，也在語言里和他們打個照面。我有些頑皮，而粵語對我來說比較自在，可以來一點無稽、非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