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曾問過華生一個問題：什么是怪誕呢？這位大偵探認為，怪誕總有某種恐怖成分。如果從美學觀念看，它是一種審美范疇，與優美、崇高都不一樣。因為其本質是“不和諧”，是沖突性的壓倒。它突兀又怪異，超出人的認知慣性，是對現實限度的挑戰。后現代主義的文藝創作，充滿對怪誕的偏愛，以至于在文學、繪畫、影視等各個門類里，都成為一種“顯要”風格。究其原因，這是人類試圖窮盡認知極限，感官可能，意識幻想的本質力量的幽曲表達。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最新小說集《怪誕故事集》，就用十個短故事寫盡荒誕異能、幽默狂想。她本就屬于卡爾維諾、博爾赫斯那類以想象見長的作家。“她運用觀照現實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寫實與瞬間的虛幻，觀察入微又縱情于神話。”“她的敘事富于百科全書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現了一種跨越邊界的生命形式。”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理由中，我們覺察出某種邏輯——她的技巧，促成了怪誕風格。

《罐頭》寫出一個喪母之后的“蒼老巨嬰”——50來歲的兒子不找工作不成家，終于把母親拖累“啃死”的故事。這個日常俗套被作家寫出了奇異感。死去的母親就像女巫，雖對兒子念念叨叨，厭倦不已，但還是給他留下“遺產”——地下室里各種稀奇古怪的腌制罐頭。“也許她想用這些罐頭給兒子的未來提供一個保障”。這種愛和原諒，就像腐壞變質的罐頭，“既感動，又惡心”。當兒子死于蘑菇罐頭的食物中毒時，你會發現來自母親“愛的詛咒”：沒有人可以只享愛，而不付代價。

與之相似，《接縫》寫了喪偶后的老人發生了感官認知的“異化”。這個故事的絕望并不亞于《變形記》里甲蟲不被接受的處境。感官不被他人認同，意味著自己在內心囚室里無盡受刑。作家有意揭示，幻覺和真實的界限值得永遠質疑追問。

怪誕正是超越常識與邊界，抱有激情，想象無限可能性的沖動。此外，它也一定包孕與現實的對話，無論是抗拒逃離，抑或詛咒，都絕非空想。它要以虛幻寫真實，細節全是筆筆到肉的體感。如此一來，虛到極處，正是實到極時。

《拜訪》里“我”通過寫作畫畫供養“愛工”，組裝家庭。這是否是對單子化生活的揶揄？“愛工”是提供體力勞動，撫育孩子的機器人，“她們”可以隨時被改造、關停。物化女性，本就是社會癥候的隱喻，我們對用智能技術滿足情感慰藉、愛欲本能，始終抱有幻想。然而，作家的諷刺在于，要遵循排除感情，不可獨處，不分高低貴賤，不可打聽愛工數量（這正如詢問財產）四大原則。它讓人想起《第二十二條軍規》里荒誕總是披著理性邏輯的外套，讓人絕望。當“我”感受到愛與感動時，反而被愛工操控關掉，故事終結。原來，情感本身是一種故障，它可以讓人壞掉。這或許是對未來家庭的恐怖想象。

《真實的故事》或許是小說集中“現實形變”最小的故事。即使如此，依然能發覺，這很像早期鄉野夜話時的果戈里。在看似寫實的線條勾勒中添加不可思議和戲劇感，作家對主人公的態度，就如戲臺觀眾。一個教授在前往學術會議和晚宴途中，路遇一個女人危在旦夕，失血不止。教授呼救，路人不加理睬，卻被警察當成肇事者。他滿身血污逃往酒店，卻被保安拳腳相加。這個故事之所以“真實”，是擊中了現實的殘忍真相：社會里一切認同和承認都基于身份、表演和“外套”。

當教授丟掉西裝和護照，赤裸的他只是一個充滿血污，遭人鄙夷的動物。所謂體面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背景，蕩然無存。他和那個栽倒嗚呼、無人搭理的女人，沒有任何分別。我們發現作家潛藏的“互文”——女人受傷嚴重的身體突然使他想起了一幅靜物畫，它“用自然主義的手法呈現了一只被獵殺的兔子的尸體。”而門衛諷刺地看著教授，“他抓住教授的脖子，就像抓一個小偷，教授的兩只腳亂蹬著，被扔到了廣場上，屁股上還被狠狠地踢了一腳，以至于跌倒在地，很長時間都爬不起來。”

當我們急迫展望后人類時代的時候，怪誕或許成了有力的思想翅膀。作家總不滿足于現實感。空間探索、人工智能和基因技術恰恰給這類題材提供了“可能希冀”。同時，不要忘記怪誕本身的批判維度，它通過幻想抵抗現實的缺陷、局限，無論是暴露，抑或反諷。在我看來，怪誕作為主題，它把老舊的現實主義“報廢”在前現代的機械時代中；作為敘事風格，它又是對現實的幻術表演，旨在呈現生存動機、情感意志的真實。正如《變形中心》里的人物所言：“情感總是真實的，不真實的可能是引發情感的原因。虛假原因引發的情感同真實原因引發的情感一樣強烈，所以常常具有欺騙性。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去體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