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為主題價值，以血性張揚、人性關懷為敘事倫理，以民族苦難、戰斗精神為精神追求，以鐵血情懷、鋼鐵旋律為閱讀取向的抗日戰爭題材文學作品（以下簡稱“抗戰文學”），始終在整個文學領域獨樹一幟、獨領風騷，贏得了讀者的喜歡和社會各界的肯定。改革開放40多年來，抗戰文學不僅在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等各個文學體裁上呈現出了繁花似錦的繁榮景象，而且在有關抗戰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和百姓生活等各個領域也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格局。

抗日戰爭是一座文學富礦。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虛構類作品還是非虛構類作品，在主題、結構的創造性、豐富性上，抗戰文學改變了過往單一扁平的敘事模式和人物塑造，擯棄了過去逼仄的情節設置，拋卻了狹隘的創作空間，掙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更多地采取了多維、多元、多彩、多面的立體呈現，拓寬了歷史視野，豐富了書寫對象，不僅正面描寫了解放區戰場，也客觀描摹了國統區戰場，不僅塑造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英雄形象，也講述了國民黨抗日部隊英雄官兵的故事，力求還原整個抗戰歷史的戰場生態和面貌。

改革開放以來的抗戰文學之所以取得如此進步，一方面得益于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各方面的改革開放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塵封的歷史資料被發掘整理，特別是戰爭親歷者口述歷史和回憶錄的出版，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得益于作家們敢于吸收和借鑒歷史、科學、時政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勇于在創作方法、表現手法、主題內容上不斷探索和創新。

從虛構類作品尤其是小說的創作上來說，既有宏大敘事也有微觀書寫，既有全景掃描也有局部再現，既有陽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洋洋大觀，異彩紛呈。比如，周而復的《長城萬里圖》、王火的《戰爭和人》、張廷竹的《中國無被俘空軍》、莫言的《紅高粱》、都梁的《亮劍》、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張衛明的《城門》、劉震云的《溫故1942》、朱秀海的《音樂會》、閻欣寧的《中國爹娘》、黃國榮的《極地天使》、石鐘山的《遍地鬼子》、靳大鷹的《385高地》、尤鳳偉的《生存》、張者的《零炮樓》、常芳的《第五戰區》、何頓的《來生再見》、海飛的《回家》、王霞的《打回老家去》、范穩的 《吾血吾土》、徐紀周的《永不磨滅的番號》、周慧的《母親行動》、韓麗敏的《七九河開》，等等，使得抗戰題材的歷史認知、戰爭藝術、人物范圍、文化場景、文學界限等都得到了有益的拓展，使得抗日戰爭的歷史更加豐滿、可信、寬闊。值得一提的是，兒童文學作家在抗戰題材上也作出了可貴的努力，比如曹文軒的《火印》、史雷的《將軍胡同》。以長篇小說為主體的虛構類抗戰文學作品，作家們的創作已經擺脫甚至拒絕了臉譜化、漫畫化、公式化的傾向，更加注重從人性的角度對戰爭進行思考和審視，或講述戰爭和英雄的傳奇，或構建震撼人心的故事，或展現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實現了“跳出戰爭寫戰爭”，展現了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的豐富的創造力和卓越的智慧。

在散文和詩歌創作方面，抗戰文學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散文方面以鐵凝的《猜想井上靖的筆記本》、老姜的《頭顱作花——英雄挽歌》、鐵竹偉的《新婚夜》、何滿子的《追懷冼星海——紀念他逝世六十周年》、韓小蕙的《火與劍，還是康乃馨？》、趙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等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作品，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詩歌則以王久辛的《狂雪》為代表的一大批軍旅作家的抗戰文學作品，成為第一方陣，周濤、程步濤、李松濤、馬合省、簡寧、馬蕭蕭等老中青作家成為中堅力量。

從非虛構類作品尤其是報告文學的創作上來說，抗戰文學可謂碩果累累，蔚為大觀，成為最為集中、最為全面、最為整齊、最有規模的重大題材類型創作，深受社會各界的認可和贊賞。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樹增的《抗日戰爭》、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彭荊風的《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徐錦庚的《臺兒莊涅槃》、李延國和李慶華的《根據地》、鐵流的《一個村莊的抗戰血書》、紀紅建的《不朽殘碑》、孫晶巖的《北平硝煙》、張雅文的《與魔鬼博弈：留給未來的思考》、章劍華的《承載》、程雪莉的《尋找平山團》、高艷國和趙方新的《中國老兵安魂曲》、謝維衡的《草民的抗戰》、楊牧原的《我的爺爺是英雄》、楊義堂的《抗戰救護隊》，以及余戈的“滇西抗戰三部曲”等等。其中，王樹增的《抗日戰爭》三卷本180萬字，秉持了自覺的“全民族抗戰”敘事，超越了以往關于抗戰敘事中常見的意識形態先行、基于單一視角敘事的規制，使作品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更真實地存錄歷史的本真，有評論家認為“是一種旨歸于當下和未來的精神性寫作，其重大的價值在于對凝聚在抗日戰爭中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激活”。丁曉平的《另一半二戰史：1945·大國博弈》則獨辟蹊徑，從世界政治與戰爭的關系的獨特視角，“站在宏闊的高處來觀察歷史，以天花板式的視角來進行頂層的敘事，從而成就了這部視野開闊、立體簡括、收放自如的大書”，完成了二戰歷史的超越敘事，填補了中國抗戰文學的空白。總之，抗戰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作家們以難得的體力、心力、定力，“不僅呈現出數量上的規模化擴張，更顯示出新的敘述通道和質的提升”，展現了更有希望更具生機的活力和未來。

抗戰文學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中，勇于開拓，不斷創新，創作的藝術性、客觀性、文獻性在歷史縱深感、穿越感、歷史感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從宏大敘事到微觀敘事，從英雄人物到平民百姓。從正面運動作戰到敵后游擊戰，題材的廣闊、人物的豐富、情感的把控，無論數量和質量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從世界文學創作的視角來說，當代中國作家對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的文學表達和記錄，至今仍然鮮有優秀的作品能夠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相媲美，難以與這場偉大的戰爭所帶給中華民族的苦難和中國人民所做出的犧牲相適應。這既是中國作家十分慚愧的，又是需要更加努力的，未來也依然存在巨大的空間和極大的可能。

如何把抗戰文學所蘊藏的底氣、彰顯的骨氣、升騰的勇氣、張揚的正氣更加豐美、豐富地展現出來，如何把偉大的抗戰精神進行時代化書寫，這是當代作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針對抗戰文學創作存在的困境和問題，我們必須認真的回顧、總結和反思。筆者認為抗戰文學在創作上必須處理好如下三個關系。

一是要處理好大與小的關系，呼喚宏大敘事，提升“思想力”。個體的歷史越來越清晰，整體的歷史卻越來越混沌。歷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歷史，已經說明個體、個性化甚至個人主義的微觀史終究不能承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更無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點——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理解和詮釋世界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轉變。對重大問題的失語和無力，是微觀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文學是一種思想的藝術。因此，抗戰文學離不開宏大敘事，要有世界眼光，必須實事求是地回到歷史現場和歷史語境當中，把中國的抗日戰爭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視域內，完整書寫整體的歷史和歷史的整體，在寬容、坦率、真實、正義中正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的深度價值和潛在秘密，循著實事求是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路徑，在常識中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

二是要處理好敵與我的關系，尊重歷史規律，提升“想象力”。尊重歷史的規律，也就是要符合歷史的潮流。歷史的發展是有其內在的邏輯的。優秀的歷史文學書寫者必須兼備思想家的高度、歷史學家的深度、文學家的熱度和新聞記者的敏銳度，說白了就是要求你用文學藝術的手法——歷史的想象力，把歷史事實中最有情感價值和智識價值的部分呈現給普通大眾，或者說把最有價值的那部分歷史傳遞給讀者。何為最有價值的歷史？就是推動民族、國家和社會不斷發展進步，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那部分歷史，就是給人民力量、希望、溫暖和美好向往的那部分歷史。尊重敵人就是對自己最大的尊重。比如侵華日軍也曾厚葬趙尚志、張自忠等抗日英雄。這是真實的歷史，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就是人性的表達。

三是要處理好文與史的關系，抵制虛無主義，提升“歷史感”。肉體的虛無將導致精神的毀滅，歷史的虛無將導致現實的毀滅。中國有文史不分家的傳統。史學家寫史，重實不重文；文學家寫史，重文不重實。抗戰文學應該追求文學和史學的統一，達到文史兼修。近年來的抗日“神劇”消費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把敵人寫成愚昧無知的傻瓜，出現了娛樂化傾向，不僅失去了歷史的真實，也喪失了文學的興味，成為庸俗、低俗、媚俗的低級趣味，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和抵制。

沉舟側畔千帆過，鐵馬金戈正乾坤。“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恒。”我們有理由相信，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有責任、有能力、有信心創作出屬于自己的優秀抗戰文學作品，在文學領域形成并掌握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