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不久,時年63歲的章太炎在給弟子孫思昉的信中說:“東事之起，仆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東人睥睨遼東三十余年，經無數曲折，始下毒手。”

章氏強調，雖然抵抗未必能勝，但“敗而失之，較之雙手奉送，猶為有人格也。遼東雖失，而遼西、熱河不可不守”。其憂憤之意，其悲慟之情，可謂力透紙背、感人至深。

“北伐”之后，一直不承認南京政府，始終反對一黨專政并遭到國民黨通緝的章太炎，本來就此閉門研學，久已不問國事。此刻面對日軍悍然入侵，當局軍隊卻“不抵抗”的怪現狀，章氏終于忍無可忍，禁不住拍案而起，痛斥以蔣介石為首的“投降派”，堅決主張奮起抗戰。

章太炎晚年存照

師生通信痛斥當局

寧方則秦檜之，粵方則石敬瑭也

1931年10月，章太炎收到弟子馬宗霍的贈書《音韻學通論》。他將該書通讀一遍后，于當年12月7日復信馬宗霍，信中大談國事，再一次痛斥了抗戰投降派，對國家現狀深感沉痛。信文轉錄如下：

宗霍足下，前得《音韻學通論》三冊，略已閱遍，大致不誤。東事起后，當局已不能禁人言論，而老子終無一言者，蓋擁蔣非本心所愿，倒蔣非事勢所宜，促蔣出兵必不見聽，是以默爾而息也。 逮今擬劃錦州為中立區域，則放棄東三省之志已決。學生群呼打倒賣國政府，亦奚足怪！但聞北來諸生復垂意于粵人夫己氏者，斯可謂暗甚也。陳友仁之東行所談何事，見諸東國報紙，無可揜飾。然則校論寧粵兩方，寧方則秦檜之，粵方則石敬瑭也。秦固屈伏于敵，石則創意賣國者。去秦求石，其愚繆亦太甚矣。此事起時，誤在求聯盟會。既不敢戰，又不敢直接交涉。遷延時日，致敵之侵略愈廣，而袁金鎧輩漢奸政府亦愈鞏固。此后敵雖撤兵，漢奸政府可撤乎？彼以不侵中國領土為名，而假其權于漢奸。乃施肇基輩絕未言及，亦可怪也。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失東三省耳。戰敗而失之與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根本之興廢亦異也。為當局自身計，亦唯有一戰。戰而敗、敗而死，亦足贖往日罪狀矣。然逆計其人愛國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復何言哉！乃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非虛言也。若夫委過前代、卸罪人民，一人之手，固不可盡揜天下之目矣。此覆。即問起居清勝。

章炳麟白 十二月七日

章太炎在這一通信中，明確將蔣介石視為秦檜，又將汪精衛視為石敬瑭，認為這些投降派均難以拯救國家于危難之際。他更進一步指出，所有外交努力，所有國際交涉，都應建立在“敢戰”的基礎之上，否則都毫無意義。在當前情勢之下，漢奸與賣國賊大行其道，就正是投降派“不敢戰”的結果。他激奮地宣告，“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并且再一次發出了與致孫思昉的信中相似的感慨，稱即使“明知必敗”，也應當奮勇應戰，因為這關系到人格國格。

章太炎復信弟子馬宗霍，信中抨擊蔣介石、汪精衛等投降派

另一方面，由于時局動蕩、國運彌艱，章太炎在“擁蔣”與“倒蔣”之間，心態也是極其矛盾的。他自謂“蓋擁蔣非本心所愿，倒蔣非事勢所宜”，但相比汪精衛等“創意賣國者”，還是希望能“促蔣出兵”抗戰。在大敵當前的緊要關頭，章氏還是以國家利益為重，衷心期望南京政府能為抗戰發出統一號召。接下來，章氏更以一系列實際行動，痛斥當局投降派，聲援各地抗戰，全力“逼蔣”抗日。

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相伯、張一麐、李根源、沈鈞儒、章士釗、黃炎培等各界知名人士，聯名通電，痛斥當局，電文說：“守土大軍，不戰先撤，全國將領，猜弍自私，所謂中央政府，更若有若無”，要求國民黨各派首領“立集首都，負起國防責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否則“應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斗”。

六天之后，章氏又率張一麐、趙恒惕、沈鈞儒、李根源等，聯名通電全國。這一題為《請國民援救遼西》的通電，對東北義勇軍的奮勇抗敵予以了高度評價，稱“所謂將軍有死之心， 士率無生之氣者，于此見之”，并嚴斥當局“素無斗志，未聞以一矢往援”。可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久已不談政治，對國事三緘其口的章太炎，終于在憤怒與焦慮中，開始走出書齋，開始打破晚年長期閉門著書的緘默，拿起筆來論政參政了。

支持淞滬會戰

協助夫人創辦第十九傷兵醫院

《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從民族情感與國家道義層面上，對“一二八事變”中中國軍隊的奮起抵抗侵略并取得勝利，予以了大力表彰與由衷贊嘆。此文體現著一位革命元勛與國學泰斗的愛國情操，是超越革命與學術之上的崇高人格之體現，是章氏晚年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

事實上，除了對日軍的侵略行徑口誅筆伐之外，章太炎不僅在精神層面上支持十九路軍抗日，還支持夫人湯國梨創辦第十九傷兵醫院，用實際行動支持淞滬抗戰。這所醫院辦至戰事平息才結束，前后歷時近一年，先后接納治療傷員140多人，僅一人因傷勢過重而死亡。

劉半農所攝章太炎65歲肖像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十九路軍被迫撤離上海，為使陣亡將士遺骨免遭不測和凌辱，章氏又會同滬上愛國人士，發起了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遷葬運動。他提議將烈士遺骨遷至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區，與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并葬，以表彰其抗日功績，垂表萬世而不朽。遷墓完工之后，更親撰《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刻石于墓前，盛贊十九路軍抗戰“功雖未成，自中國與海外諸國戰斗以來，未有殺敵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廣州黃花崗之南，以為公墓，遷而堋之”，他深信“繼十九路軍而成大業者，其必如武昌倡義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3月11日，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及學生抗日會，舉行公祭抗日烈士大會，章太炎不顧老邁之軀，毅然北上赴會。出席此次大會的，還有張學良代表郭爾珍、于學忠代表韓玉璞、張煥相、熊希齡等軍政要人，還包括上海各團體代表王造時、東北民眾救國會代表閻寶航等數十人，到會者共計達1300余人。

當天上午九時，大會啟幕，哀樂齊奏。主席臺上，染作紅色的中國地圖映入現場千余來賓眼簾，會場上下痛哭涕泣之聲縈繞。章太炎致辭稱，“政府對國防邊防素來即無設備與措施，故上海戰事發生后，當國者仍不能洞悉國事，只聽德國顧問之言，而不抵抗。”顯然，章氏無比的憤慨之意，仍是指向當局投降派的；沉重的憂憤之情，仍是指向抗戰何去何從之疑問的。次年二月，時年65歲的章太炎又與93歲的馬相伯聯合宣言，再次公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領土，痛斥日軍侵略暴行，時人稱之為“二老宣言”。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蘇州病逝，享年68歲。時人譽其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國民政府令以“國葬”，葬杭州西湖畔張蒼水墓側。80余年后，返觀章太炎一生風骨與言行，除卻革命元勛與國學泰斗之“蓋棺定論”，或許在原有“定論”之外還有“新論”，可以再加上一個“抗戰先軀”的榮譽。

評價“一二八事變”

“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悍然對上海閘北發動了突然襲擊。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將士在人力物力均處于劣勢的情況，奮起自衛，頑強抵抗，史稱“一二八事變”，也就此拉開了淞滬抗戰的序幕。章太炎此刻正居于上海，目睹日軍殘暴與我軍英勇，大為感動與激奮，為之撰寫《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

這篇文章是章氏晚年不多見的，一反書齋論學性質的，有著錚錚鐵骨、血氣方剛的政論文章。當年魯迅所判定的已不問世事的那個晚年章太炎，那個“用自己的手和別人手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的學界宿儒，在這篇文章中脫胎換骨，已然鐵血丹心，將要共赴國難而不再是閉門修習了。且看全文如下：

章太炎手書《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

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

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軍陷沈陽，旋攻吉林，下之，未幾又破龍江，關東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復以海軍陸戰隊窺上海，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二十八日夕，敵突犯閘北，我第十九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令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其后敵復以軍艦環攻吳淞要塞，既擊毀其三矣，徐又以陸軍來。是時敵船械精利，數倍于我，發礟射擊十余里，我軍無與相當者。要塞司令鄧振銓，懼不敵，遽脫走，乃令副師長譚啟秀代之。照垣時往來閘北、吳淞間，令軍士皆塹而處，出即散布，礟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機關槍掃射之，彈無虛發。軍人又多善跳蕩，時超出敵軍后，或在左右；敵不意我軍四面至，不盡殲即繳械，脫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軍尺寸。始日本海軍陸戰隊近萬，便衣隊亦三千人，后增陸軍萬余，人數幾三萬，我軍亦略三萬。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戰三回，小戰不可紀，敵死傷八千余人，而我死傷不逾千。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勝之道，誠由將帥果斷，東向死敵，發于至誠；亦以士卒奮厲，進退無不如節度。上下輯睦，能均勞逸，戰劇時至五晝夜不臥，未嘗有怨言；故能以弱勝強，若從灶上掃除焉。初，敵軍至上海，居民二百余萬，惴恐無與為計，聞捷，饋餉持橐，累累而至；軍不病民，而糧秣自足。諸傷病赴醫院者，路人皆樂為扶輿，至則醫師裹創施藥，自朝至夜半未嘗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于內爭，怯于御外，民間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余聞馮玉祥所部、長技與十九路軍多相似；使其應敵，亦足以制勝。惜乎以內爭散亡矣。統軍者慎之哉!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書

這篇章太炎自撰自書的“雄文”，后來于1937年1月，在《制言》雜志第32期上發表。該雜志為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由章氏及其門人于1935年9月創刊于蘇州。

這篇文章發表之時，章氏已于1936年6月在蘇州病逝。為什么章氏生前未能刊發此文，要延至逝世后半年多才予發表呢？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已呈中日對決形勢之下的上海發表這樣的“反日”言論，勢多不便，恐被查禁；另一方面，文中有抨擊蔣介石政府及國內軍政的言辭，國內各大報刊恐怕也無法刊發，所以只可待到自己創辦刊物之際，方有發表之可能。可惜的是，《制言》創刊后不到一年時間，章氏即逝世，門人弟子輩整理其遺著時，方才發現這篇文章的手稿，才得以整理發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