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矛盾”——科幻小說情節發展的驅動力

所謂“文似看山不喜平”，科幻小說敘事的另外一個特征就是其“思想實驗”特性，即通過前文中所提到的一個SF縮寫中的一個詞語“Speculative”（推測性）來體現。科幻小說正是在文學的世界中安放一個預設的前提，在一個虛構的世界中來推斷人性的走向。而推動科幻小說情節持續發展的，正是其中的“主題矛盾”。可以說，設置合理的矛盾沖突是任何科幻小說作品都無法回避的重要的“關鍵詞”。

劉慈欣曾經在一篇題為《用科幻的眼光看世界》的文章中引用了科幻作家湯姆·戈德溫的經典短篇科幻小說《冷酷的方程式》，這是一部對劉慈欣本人創作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品，特別是其中的“冷酷”因素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不同形式的體現，比如《三體》中所構建的“零道德”的宇宙公理，包括常常被引用的那句“名言”：毀滅你，與你何干，都是一個個十分“冷酷”的例子。此外，2007年，作家劉慈欣和學者江曉原曾經就一個“思想實驗”的命題進行過深入的探討，討論重點設定在一個虛構的情境中：如果世界即將毀滅，幸存下來的三個人只有吃掉其中的一個才能生存并將人類文明延續下去，這種情況下，“吃人”是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呢？

這個看似殘酷的命題源于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倫理學思想實驗——“電車困境”：假設一輛失控的電車沿著軌道開過來，有五個人被綁在前面，即將被車撞死，而一個人手邊有一個控制桿，可以控制電車開到另外一條鐵軌上，但這條軌道上也綁著一個人，這個“控制者”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就在于是否要無動于衷地讓電車繼續運行，撞死這五個人，還是親手搬動控制桿，用殺死一個人的代價換來五條生命。“電車困境”充分體現了倫理學中“道德”與“功利”之間的矛盾，這也是科幻小說常見的主題矛盾變體。比如當地球面臨毀滅的時候，究竟是建造宇宙飛船搭載著人類逃生呢？還是把地球整體帶走呢？在《流浪地球》的原著小說版本里，就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其中的“飛船派”主張像電影《星際穿越》里表現的那樣，通過建造飛船的方式逃生，但這種方式只能保證一部分人得以存活，當然電影里是以美國作為主導的，制定和實施計劃的都是美國人。而在電影《流浪地球》中，中國人則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帶著地球去流浪”。這個舉動充分體現出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特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電影的高潮部分，當地球被木星的引力俘獲的時候，如何逃離這個困境就成了整個影片的主題矛盾所在。在電影中，當救援團隊剛剛提出點燃木星大氣的時候，人工智能MOSS就已經指出，這個做法經過計算，是行不通的，但后來這個辦法卻成功了，是什么原因呢？這并不是影片的一個BUG，而是因為MOSS在計算的過程中忽略了一個條件，表面上看是領航員空間站的燃料，其本質則是以劉培強為代表的人類，特別是中國人在困境中所表現出的犧牲精神，這種人文主義的“情感”因素是MOSS這樣的“純理性”人工智能無法掌握的，是真正人性光輝的體現，這也表現了電影《流浪地球》中強烈的中國特色。

“陌生化”——科幻小說中重構的“疏離”現實

科幻作家陳楸帆在為科幻小說《群星》所做的序言中提出關于一部優秀科幻小說判斷標準，認為一部成功的科幻小說應該在主題中提出重要問題，在故事敘述中喚起情感上的聯結共鳴，而在表述方式上表現出“陌生化”的審美體驗。

所謂的“陌生化”審美體驗，全稱是加拿大科幻研究學者達科蘇恩文所提出的“認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根據這個理論，科幻小說中所表現的情節與內容，無論多么匪夷所思，都不是“超自然”的，而是現實生活的“疏離化”表現形式，而這種表現形式和敘事內容則是符合人們的理解和認知規律的。

比如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中塑造的沙漠國度明顯帶有阿拉伯國家的影子，而故事中對香料的攫取又凸顯出現代社會對石油能源的爭奪和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H.G.威爾斯的《世界之戰》中所表現的則是兩個文明之間的正面沖突；而我們熟悉的科幻作品《安德的游戲》，在電影里體現的是一個天才少年的成長歷程，而在小說中則表現出更加深刻的時代背景。

科幻研究學者宋明煒先生在《中國科幻新浪潮》一書中提出，科幻小說中塑造的世界是“認同”和“異質”的組合，其本質在于為讀者塑造一個不同于現實的“他者”的形象，這個形象的原型，可以是一種文化、一種文明，甚至是我們自己的潛在思想。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認知-陌生化”理論，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從另一個視角看待我們這個已經“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的現實世界。例如，在其代表作《荒潮》中，科幻作家陳楸帆通過一種“賽博朋克”的科幻風格為我們呈現出的對現實世界的再現和反思，印證了“科幻就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