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對“文藝學”一詞的誤解可謂層出不窮，而且往往與“文藝青年”“文藝范兒”掛鉤，普通讀者常常以為“文藝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流行文化，以為學文藝學的學生都是小清新。結果當人們發現，文藝學的研究也板板正正，不免感到有些詫異。其實一般來說，“文藝學”只包括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是文學學科內的一個重要二級學科。當然，廣義的文藝學也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展到一切文藝作品、現象，甚至文化活動。這么看來，其實“文藝學”嚴格來說，還只是關于文學的科學而已，那就是最初從俄語翻譯過來時的名字“文學學”所表達的意思。然而比較幾種語言中“文藝學”一詞出現的歷史，則可以發現更為復雜迂回的情況。

“文學”“文藝”這些概念在我國發展的歷史已經非常悠久，這無可置疑，但是作為現代學科的“文學”和“文藝學”則是非常晚近的產物，而且都與20世紀初翻譯和學習西方科學理論的過程密切相關。目前國內對“文藝學”譯名由來比較完整進行解釋的是朱立元與其博士栗永清合寫的《新中國60年文藝學演進軌跡》一文，但文中僅僅討論了“文藝學”一詞在日語和俄語中的起源，而沒有談到更早的德語起源。新中國成立前，一般稱“文學概論”或“文學理論”，并沒有將“文藝學”作為一個單獨的提法。被認為第一個直接采用這種用法的是1935年岡崎義惠的《日本文藝學》，實際上岡崎并不是東方第一個專門使用此名詞的學者，他的老師芳賀矢一可能已經開始使用這個專有名詞。在1935年之前有多位學者都在使用這個名詞，比如1929年石山徹郎的《文藝學概論》，1931年風卷景次郎的《日本文藝學的發生》、高木市之助的《國文學與日本文藝學》等等。但岡崎無疑是將國文學正式帶向文藝學的領軍者，有人提出過“岡崎文藝學”的說法，他修正了老師的“國文學”而轉向“文藝學”，正是看重科學的精神。芳賀和岡崎都是從德國文藝學汲取理論資源，芳賀的研究更偏向于德國自赫爾德以降的語文學，而岡崎則已經在學習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科學論。

中國第一次正式提出“文藝學”的說法，要到1949年10月華北人民政府頒布《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定規定》，“文藝學”列入中國文學系和外國文學系的“基本課程”。這個設置的想法來自周揚，他當時是課程文學組的召集人，朱立元認為周揚可能參考了當年5月出版的一本《蘇聯文藝科學》，書中把俄語的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解釋為“關于文學的科學”，認為可以簡譯為“文藝科學”（Literature Science），英譯為The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學理論），日譯則為“文藝學”。其實就是將俄語的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學學）參考日本譯法譯為文藝學。到此為止，都接上了國內文學理論教材中看到的論述，就是俄語的文學學太過拗口，翻譯成了文藝學，增加的內容是參考了日本譯法。但值得懷疑的一點是，周揚本人的俄語非常出色，也翻譯過多部俄語作品，很難說他早先沒有對蘇聯的文藝學理論有所了解，而且早先丁玲等人就已經從魯迅處學習了“文學概論”的基礎（比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或許他有意避開這個譯法也不是沒有可能。

現在需要考慮的另一個背景是，除了日本的文藝學是學自德國的文藝科學，蘇聯的文藝學理論也是學自德國的文藝科學。從資料考證，俄語的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直接來自Literaturwissenschaft，兩個詞的構詞方式完全一致。德語Literaturwissenschaft出現較早，17世紀的詩學研究中就在使用這個概念，后來到19世紀，伴隨著日耳曼語言學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德國文學研究逐漸政治化，出現了“日耳曼學”學科，在1910年代初風靡于從維也納到布達佩斯的文壇。俄語中出現Лид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是在1897年，翻譯的是日耳曼學學者恩斯特·艾爾斯特（Ernst Elster）的著作《文藝科學原理》（Prinzipi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而像岡崎那樣頻繁使用則是在1924-1925年的莫斯科形式主義圈子中。第一個主要使用者是帕威爾·尼科季齊·薩庫林（П. Н. Сакулин），薩庫林及其同仁在20年代末期發表了多篇討論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著作，多采用新興的人文科學理論，如薩庫林的《文學批評中的社會學方法》（1925）、雅克霍的《科學批評的界限》（1925）、梅德韋杰夫的《文學研究的形式方法》（1928）等。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早期學術界向德國學習現代科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這些科學方法不久就隨著蘇聯對形式主義者的批判而遭遇了同樣的命運，隨之興起的是以“別車杜”為主流、配合日丹諾夫模式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學習的也是這一類文論。至于改革開放后大學文藝學學科的建立則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