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和文化史的角度看，民間一直是一個生機勃勃的話語場域，龐雜而具象，就起源而言，是詩詞曲賦、戲曲雜劇、話本小說等文學形式最早的盛放空間；從類型上看，變動不居，在不同歷史時期也會表現為不同的民間類型；與此同時，民間也隱含著極為根深蒂固的中國人看待社會政治傳統思維的歷史記憶。

特別是隨著近年來知識界對民間概念的再定義，如趙德利在《民間文化批評的理論與方法》中所說的，它早已不僅僅指稱民俗學、社會學等傳統意義上所指向的農耕宗法社會及其鄉村空間，而且包括現今城鄉基層生活里的普通民眾以及他們所擁有的形式多樣的生活文化。由于“民間”所具備的世俗生活和日常生活審美形態等諸多內涵，從文學作品所反映的人民性角度而言，也一直作為反映人民特別是社會中下層民眾的生活與愿望，抒發人民特別是社會中下層民眾情感，展現其精神品格的一種重要空間、對象與符碼而存在。也因此，當文學的人民性與脫貧攻堅的歷史任務結合在一起時，“民間”便成為了當代中國文化中最熱衷的“宏大敘事”、最具“召喚性”的文化理想乃至當下最有啟發性的話語場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這一點亦可被提倡為文藝工作者的初心。對評論者而言，這份以人民為中心的評論初心，如與文學批評的民間立場結合，便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文學批評認知視域的“再文化化”。認知視域的“再文化化”是指一種將大小文化傳統兼容并蓄的“視域融合”，持有民間立場的文學批評要求評論者能夠將文化小傳統的體系、視角與視野引入對文學作品的評價之中，著力探討文藝創作在反映民間文化方面的成效，在此過程中，作為經驗事實層面的“民間”普遍性與作為問題層面的文藝創作特征的個性間的關系如何平衡，重新成為評論者需要正面面對的難題。評論者如何實現文學批評的“再文化化”，進而使其成為能夠準確反映中國當代社會風俗與民間生活變遷的重要話語資源，而不至于或因受制于個人的學養水平，使其失去提煉與深化具有豐富文化積淀的作品的精神內涵的能力；或局限于個人的工作和經歷，使其失去甄別作為“個人的、特定的、短時的文化產物與現象”與作為反映“中華民族文化總體面貌及其歷史現狀”的文藝作品的批評水準。

其次，文學批評審美意識的“在地化”。這里的“在地化”不僅指文學批評要貼近而非簡單美化作品所反映的民間生活，熟悉土風、親情和鄉俗，才能做出中肯的評價，更是指一種“實事求是”的批評態度，一種真的秉持學者治學的實證主義精神，不立姿態、不掉書袋、不玩術語、不過度修飾，而是深入廣闊豐富的民間生活之中，從切身的體驗和批評實踐出發，判斷文藝作品的民眾基礎；而非將簡單的術語、書齋的學術訓練或是閉門造車的批評冥想，置于深入民間生活的重要性之上，甚至用它來取代深入民間生活。否則，評論者會無從判斷文藝作品中所創造的“藝術真實”是否是以歪曲真實世界中的“現實關系”為代價，一篇評論文章自然也就被簡化為文本的語詞解讀或是觀念先行的文本互文。何國瑞先生在《社會主義文藝學》一書中曾說，作家創作深入生活，并不是指包含作家封閉于書齋在內的“到處有生活”，而是具體指向人民大眾的生活；扎根民間也不是指“在自己腳下掘一口深井”，雖則大家都是人民的一員，但不等于任何人可以宣稱自己的生活就一定代表人民的生活。我以為，這其中的道理對評論者如何正確看待審美意識的“在地化”，也同樣適用。就像評論家周政保在《小說與詩的藝術》后記中所說的：“在人的一生中，或者說在一個人的文學道路上，那種非文學的生活因素，恰恰決定了他的文學選擇，至少在我的文學嘗試的反思結論中是如此。”

第三，文學批評價值觀判斷的集體主義向度。評論者所持有的民間立場使得評論者能夠更敏銳地分辨出文藝作品創作中的集體主義精神來，并能賦予具有群體活動模式、集體主義情感的作品人物更高的道德肯定，這無疑是社會主義文藝批評最可貴的倫理態度。只有充分具備民間立場的評論者，才能夠鑒別出人物身上所具備的是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傾向，才能準確理解個體如何在集體中獲得更強的生命意識、更多的游戲精神、更達觀的處世心態以及更濃厚的人情味道，并能通過評論語言賦予塑造這類人物群像的文藝作品更高的價值認可，發揮文藝批評“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的社會功用。我想，這也是民間立場給予評論者如何不忘“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的最重要的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的解釋清楚《創業史》中那位為了幫助蛤蟆灘最窮困的農民走上集體富裕道路，廢寢忘食，排除萬難，到外縣買回優良稻種返鄉后，先人后己，甚至使得自己的稻種都不夠用的窮莊稼人梁生寶身上至善至純的珍貴品質和先進性。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理解、認同、尊崇新冠疫情席卷之下，那些秉持集體主義精神，辛苦服務社區的志愿者、跨省馳援者、駐村工作者和無數因公忘私、轉身回護病人的普通醫護人員的言行，以及反映他們言行的抗疫、駐村、支教的文藝作品，而不會簡單將其抽象為一種單純的人道主義精神，進而更加確認：集體主義精神不會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過時了、失效了、沒有感召力了，它分明是救世的、具體的、實際的、充滿濃厚的人情味、始終有效的，一直煥發著時代精神的。

最后，文學批評實踐中的“煙火氣息”。顧名思義，就是說文學批評一方面要能夠品鑒出文學作品所反映出的普通民眾的俚俗之趣、世俗之樂來，另一方面文學批評語言自身也需要簡白素樸，雅俗融匯，善于用老百姓感興趣的言語形式實現對文學作品的品讀，會打比方，會舉例子。豐子愷先生曾在一篇談對美術展覽品評的文章中提及“花束變野花”的例子，講的是一位歐洲藝術教育的先驅，在柏林的街頭目睹賣花人不把花朵編成花束，而是將采摘而來的野花按照其自然姿態，放置于籃子之中，在街頭叫賣。他以此打比方，主張一種通俗易懂、自然而然的藝術展演方式。我以為，評論的批評也需要懂得如何將“花束”變作“野花”，自然地放入籃中，走進文學批評的“煙火氣息”之中，言語力求通俗簡潔，能為更多人所理解，并能從民俗俚語、民間諺語中充分汲取養分，以獲得更多的客觀性和群眾的認同，就此而言，需要反思的是，已從事文藝評論近二十年的我做的也是非常不夠的。

總之，就像李夢陽說的“真詩乃在民間”，也如李開先所言：“故風出謠口，真詩只在民間”一樣，評論家只有持有民間立場，才能發現文藝作品中真正符合時代潮流、更值得被大力宏揚的人文精神，才能提醒自己時刻不忘“為人民而歌”的批評初心。我在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議時感慨過，對于文藝評論者而言，讓我們感到露怯的或許并非在于思忖如何為歌詠普通民眾的文藝作品謀得更牢固的廟堂之位，而是在于如何以民間文化的立場或者方法論，切入文學批評中具有社會主義文藝本質的人文內涵，在這個過程中，“民間”自身的龐雜性與變動性、其內含的價值取向的好壞甄別、文學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真實性”與“虛構性”的辯證關系也對評論家的評論實踐構成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