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霍夫曼是波蘭裔猶太人，1945年出生于波蘭的克拉科夫，1959年隨父母移居加拿大。出生的時候，她的家庭剛剛從大屠殺的陰影中脫身出來：她的父母一整年都寄居在一間小閣樓里躲避德國人的搜查，母親更是失去了所有家人。但伊娃·霍夫曼的童年是平靜的，她在故鄉豐饒的自然風物的滋養中長大，學習音樂，飽覽群書，擁有摯愛的師長和親朋。戰爭與其說是一種現實，更像是父母只言片語中講述的古老寓言。“我來自戰爭，這是我真正的來源，但真正如我們所有的來源一樣，我無法把握住它。也許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來自虛無。”

語言和書寫是認知的工具，也是驅散虛無的通道。伊娃·霍夫曼從小就對語言充滿迷戀，“任何事物在它被清晰地說出來之前，都不會完全存在。”她很早就宣布自己要成為一名作家，“我真正想要的是被送入一個空間，那兒的一切都像我閱讀過的故事那樣獨特、完整、易于理解。”

移居加拿大時，她14歲，被從母語中連根拔起，磕磕絆絆進入了英語的世界。跟隨生活經驗一起斷裂的，是語言與世界之間的連接，借由豐富的詞語所構建的對于世界和自我的認知，也一同萎縮。伊娃·霍夫曼講述了她初到語言學校時的痛苦經歷，學習一門語言或許是容易的，但語言背后世界和自我的重建，則需要花費漫長的時間。一直到進入美國的大學、成為英語文學系的一名學生之后，這種困擾仍然跟隨著她，那些缺少經驗支撐的陌生詞匯阻止她進入詩性和意義的世界，“等我在字典查過這些詞、完成了從發音到定義的翻譯時，就很難再將它們重新放回到詩句的流動里，放回到音樂意義上的天衣無縫的秩序中去。”她的思維變得抽象，變得像幾何構造一樣一目了然。“我更容易深入建構設計之中，而不只是欣賞其外部的細節。”

作家V.S.奈保爾也發出過類似的感慨，作為一個殖民地人，他在接受英語教育的時候無法進入宗主國的經驗世界，“我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如此，抽象的，對記憶力的測試；就像一個人被剝奪了游覽著名城市的機會，只能硬背下城市的街道地圖。我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如此：僧侶式的，中世紀的，和日常生活無關。”

但這種思維模式也有其長處，甚至是渴望沖破文化桎梏的歐美青年孜孜以求的，因為它更符合平等主義的原則，“它不要求對文化那種擁有優先權般的熟悉度，也不要求在鑒賞力上擁有那種貴族占有式的親近度。”隱藏在文學批評理念背后的，是一整套社會文化思潮，一種被美國社會批評家阿蘭·泰特稱為“天使主義”的超驗性沖動，繞過形象、直接追求純粹本質。在伊娃·霍夫曼看來，令她的同代人備受煎熬的，正是這樣一種“天使主義”。

作為一個移民，她渴望進入經驗的河流，而她的同輩人正在舉起超驗的大旗；她渴望建立一種真實的、和腳下的土地血脈連接的生活，而不僅僅是作為“猶太人、移民、半個波蘭人、半個美國人”生活，但她的同輩人則正在滑入觀念的蠶蛹，在這個蠶蛹中，人被抽象為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產物，世界則變成為各種“看法”而設的投影屏幕，所有事物都可以被測量。

由此，本書書名中的“翻譯”一詞，呈現出了它最本真的色彩。“我必須翻譯自己……裝腔作勢地說著外國術語又不吸納它們的意義的話就會有被刪除的風險。真實的翻譯由理解和同情的行為來進行。”

一個人的社會自我或許是一系列編碼的產物，但肉身所需要的尊嚴感和意義感，卻無法從單純的編碼系統中獲得。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令我們想到詹姆斯·鮑德溫關于身體和衣服的比喻，他說，“身份看起來像一件衣服，用于掩蓋赤裸的自我：在這種情況下，這件衣服最好寬松一些，有點像沙漠中的長袍，透過它，一個人總能感覺到，甚至辨認到自己的赤身裸體。正是這種對于自身裸體的信任，才能讓一個人有能力改變自己的長袍。”

裸體和長袍之間這種自然和諧的關系，我們在伊娃·霍夫曼的書中也可以找到一個對應的詞，那就是“正常”，這也正是“翻譯”所要抵達的境界。

分析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將目光投向現實。我們在面對現實的時候，總是很容易舉起各種標簽、理論和觀念的量角器，而一旦被置于這個量角器下，具體的事件、具體的人都可被條分縷析為一種社會要素的方程式，并且這個方程式存在最優解，任何不符合解題思路的東西都將遭到鄙視和拋棄。我們真的關心個體的狀況嗎？當我們舉起那些大詞的時候，是否只是為了炫耀自己道德和智力上的優越感？如果要真誠地面對現實，“翻譯”自己或者“翻譯”他人，是否需要更加艱苦而緩慢的努力？

《迷失在翻譯中》是伊娃·霍夫曼的第一部作品，迅速為她帶來了文化聲譽。同為波蘭裔的詩人米沃什稱贊它“優雅而深刻”。它融匯了納博科夫式的超然內省和一種只有女性才會有的痛苦震蕩，捕捉寥寥數筆中所攜帶的歷史回響、社會印記和生命體驗，是閱讀這本書極大的樂趣所在。本書譯者同樣身為跨文化研究者，譯筆凝練而準確，保留了原文特有的韻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