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拉斯埃拉斯（Las Heras）大街的一家書店向店員請教，除了博爾赫斯、科爾塔薩、皮格利亞這樣世界聞名的大師，阿根廷還有什么更“不為人知”的本土作家嗎？店員給了我一本羅伯特·阿爾特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速寫》（Aguasfuertes Porte?as），這本書的選題和用詞果然非常“本地”，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部從內容到形式都十分“接地氣”的小說。

阿爾特出身底層移民家庭，如千千萬萬住在大雜院里的移民一樣，扎根在這個新構建的民族國家，終身沒能擺脫貧困，獲得社會晉升。還有誰能比他更知道底層阿根廷人的所思所想？讀罷《七個瘋子》，我更想說，有誰比阿爾特更了解阿根廷人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呢？

阿爾特1900年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他16歲離家，換過各種工作。他熱愛寫作，寫就了《憤怒的玩具》、《七個瘋子》、《噴火器》、《魔幻之愛》等小說和一些故事集。同時，作為記者，他游歷了烏拉圭、巴西、西班牙和北非，寫出了2000多篇報刊短文，收錄在上文提到的《速寫》中。他的文筆不拘一格，喜歡在行文中夾雜各國方言俚語；而一旦譯成中文，其中的趣味就消失了。某種程度上，阿爾特小說的神髓也在于翻譯中丟掉的“街頭神韻”。在阿根廷文學中，阿爾特地位崇高卻常常被研究者和普通民眾忽視，這與他“接地氣”的行文有關，也與他人生和創作中蘊含的各色矛盾息息相關。

在阿爾特的作品中，《七個瘋子》是一本奇書。在整部小說中，現實、幻想和瘋狂混在一起。該書的出版距離魔幻現實主義的“大爆炸”還有二三十年，卻已經體現出了類似的特點。但是，阿爾特并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他真的在寫“真實”。只有讀完這本書才能體會到，在看似瘋狂的思想和舉動之下，居然真的能剝離出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未來的社會現實。只能說，所謂虛幻，不過是因為你不相信罷了。況且，現在不會發生的事情，將來可能會發生，這并非一種簡單的“未來學預測”，恰恰凸顯了阿爾特作品之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以至于能夠穿透荒誕現實的表面，預見事物發展的趨勢。

小說的主人公埃爾多薩是個失敗的底層人物。他在糖廠做收銀員，因婚姻不幸和窮困潦倒，開始偷工廠的錢，遭到妻子表弟巴爾素特的舉報。工廠要求他在24小時之內還錢，不然就要辭退他。當妻子背叛他、離他而去，他的世界開始坍塌，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想要殺死巴爾素特，勒索一筆巨款，支持他朋友“占星家”的一個瘋狂的計劃，即創建一個秘密社會，推翻現有的世界。這個計劃一共召集到七個人——這也是標題“七個瘋子”所指，暗喻基督教中的七宗罪，是世界末日釋放出的上帝的憤怒。

故事行文色彩暗淡，從小說各章的標題中就能看出來——“街上的恐怖”“憎恨”“層層黑暗”“受辱者”等。但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阿爾特幾乎沒有給這些黯淡絕望的生活以一點救贖的光明，只有無盡的貧困、齟齬、卑微、屈辱、墮落，這些都是一個底層移民家庭出身的阿爾特耳濡目染的。除了這幾個來路不明的瘋子，書中其他的人物也是殺人犯、妓女、皮條客、賭徒、無賴等底層人物，甚至與他們相關的也是梅毒、肺結核、麻風之類的窮人病。與上層社會不同，他們常常受到巫師、占卜者這類人物的影響，因而，“占星家”這樣的人物能成為他們的首領也就不足為奇了。

社會的逼仄和墮落激發了埃爾多薩瘋狂的行動，他一開始只想殺人，后被“占星家”的計劃說服——他召集七個人，想通過一個秘密社會和革命來推翻現有的秩序。可是，這一“革命”卻是以犯罪和殘酷剝削為基礎的，他們資金來源居然是開妓院剝削女性；誘騙工人來礦上做工，用鞭子打死那些不愿意做工的人（第151頁）。他們的“高尚”是以殘暴為基礎的。小說中的高尚與卑微總是很微妙，即便生發于卑微，高尚還是帶著陰暗的光。

這樣吊詭又強烈的矛盾，還體現在新社會的制度設計上。無神論與資本主義將人變成了懷疑一切的魔鬼。小說的主人公們認為，20世紀最大的惡就是“非宗教性”，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鴻溝越大，人們的悲慘也越多。因此，這個秘密社會的主要目的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恢復丟失的信仰，即崇拜上帝。至于秘密社會的形式，尤其是意識形態，則是一片混亂。“我不知道我們的社會是布爾什維克還是法西斯的社會。也許最好的選擇是做一道連上帝都搞不明白的俄式沙拉。”（第31頁）“我們中將會有布爾什維克派、天主教徒、法西斯主義者、無神論者、軍國主義者。”（第154頁）正如文中兩人討論對“占星家”的看法，“有時候您會覺得在聽一位反動派講話，另一些時候又會覺得他是左派。說實話，我覺得連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第46頁）在續集《噴火器》中，“占星家”在律師的逼問下，最終將立場搪塞為共產主義。在此，矛盾再次出現：為了反對無神論和資本主義，“占星家”卻選擇其所謂的“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他認為，立場最終是愚弄和欺騙年輕人的，意識形態不重要。羅伯特·阿爾特

阿爾特對阿根廷的政治形式做出了驚人的預判。這本書寫于1929年，同年10月出版社進行編輯，而書中已預言到了1930年發生的軍事政變和阿根廷將要面對的一系列政治動蕩和革命嘗試。他精確模擬了軍隊的口吻，對政壇中充斥著道德淪喪、賣國求榮的各色人等進行了強有力的抨擊。（第166頁）盡管將這一法西斯性質的秘密社會比作庇隆政府較為牽強，但阿爾特對阿根廷政治文化缺乏固定的意識形態的判斷是非常精辟的，這一特點縈繞在阿根廷的主流政治派別之中，揮之不去。

更讓人震驚的是，這種以其所謂的“共產主義”有神論反抗“資本主義”無神論的潛意識，在三十年后誕生的阿根廷最大的一支城市游擊隊——蒙托內羅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蒙托內羅脫胎于革新天主教運動，在一片混亂之中卻舉起了共產主義的旗號。他們的失敗不僅僅來源于他們的組織和斗爭策略，更根源于其意識形態的飄忽不定。如“占星家”設想的同出一轍，他們發出了一種脫離了社會現實和底層利益的呼聲，只動員了中產階級青年，沒能動員生產性力量。阿爾特甚至設想了具體的恐怖襲擊手段，如綁架行動，靠幾個人控制一個城鎮等等（第167頁），這些都被游擊隊一一執行，除此之外，他還預想到了七十年代的軍政府采取的恐怖鎮壓。

“占星家”支持軍政府的另外一個理由，是軍隊對工業化的支持。20世紀初，阿根廷社會開始信奉工業發展，認為工業化是文明進步的必經之路。對工業化的迷戀在故事中被不斷強調，如主人公對銅鑄玫瑰花的癡迷，秘密社會的工業發展計劃，女性對化學與工業生產的崇拜，“占星家”對“工業會帶來黃金”的堅信（第149頁）。故事中由惡棍貴族組成的上層，想要推翻資本主義，卻想發展工業。他們認定，為了大力發展工業，殘酷剝削下層是有理的，因為軍政府如此有效率，是推動工業的最佳選擇。如他所料，阿根廷后來真的不斷陷入軍政府的統治無法自拔，大部分軍政府也果真秉持大力發展工業的立場。

欲知這秘密社會的結局和七個瘋子的經歷，需要等到續集《噴火器》的出版。我們只能說，這場“革命”沒有成功。在幾十年后的阿根廷，各種革命嘗試不斷爆發，同樣沒有成功。《七個瘋子》想象中瘋狂的烏托邦，在阿根廷的歷史中真切地存在過，只是在故事講完之后才發生而已。不得不說，這些瘋狂中帶有真實的現實主義。歷史就如阿爾特和他的小說一樣，充斥著矛盾和悖論，既偉大又被忽視、既瘋狂又現實、既卑微又高尚、既混亂又有序、是可能的歷史也是預言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