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二周 第三天

巴西 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 《食人族宣言》

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 （Oswald de Andrade）生于圣保羅，并在那里長大。1912年，二十二歲的安德拉德去意大利旅行，在那里他結識了未來主義者、現代主義詩歌和藝術的領軍人物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909年，馬里內蒂在他轟動文壇的《未來主義宣言》（Manifesto del Futurismo）中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安德拉德被深深地吸引了，因為他一直在尋找與許多巴西文學前輩的外省現實主義不同的路徑。與此同時，盡管他與馬里內蒂保持著友誼，并且隨后在巴黎結交了超現實主義者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他并不想僅僅成為一個歐洲先鋒派的追隨者，那樣只是用新概念去重建拉美文化的附屬性而已。

返回圣保羅之后，他開始和一群朋友一起創造一種既立足本土又具有國際視野的藝術形式。1922年2月的現代藝術周是一個轉折點，這是為期一周的展覽和一系列表演，包括當代音樂、受立體派影響的藝術以及詩歌與小說朗誦。

安德拉德和一小群朋友很快以“五人小組”（Grupo dos Cinco）出名，這個小組里有作家瑪里奧·德·安德拉德（Mario de Andrade，無親屬關系）和后來巴西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塔爾希拉·多·阿瑪拉爾（Tarsila do Amaral）。塔爾希拉和安德拉德一起游歷全國，尋找那些可以用于她的藝術和他的詩歌的本土風物，最初是以立體主義的形式展現，1923年他們在巴黎停留之后變為超現實主義。對比塔爾希拉創作于1922年的安德拉德肖像和1923年繪制的《一個黑人》，便可以看出他們迅速發展變化的美學：

1924年3月，安德拉德發表了《巴西木詩歌宣言》（Manifesto da Poesia Pau-Brasil），這是以巴西最主要的出口物品來命名的。在這篇宣言里，他把五人小組的美學表述為一種本土與歐洲文化的高度融合：

詩歌存在于現實中。橘黃與赭石的棚屋散落在貧民窟的綠色中，在卡布拉爾藍之下，這是美學的現實。

里約狂歡節是我們民族的宗教慶典。巴西木。瓦格納浸沒在博塔弗戈的狂歡水線之下。屬于狂野，屬于我們。豐富的民族構成。植物式的豐富。礦石。菜肴。瓦塔帕燉肉，黃金和舞蹈。

這個宣言悲嘆巴西詩歌從未獲得巴西木那樣高的國際地位；它“埋藏在學問的惡毒枝蔓里，在學術鄉愁的藤條里。但在我們的知識里曾有一次爆炸。知道它的人都像吹滿的氣球那樣膨脹。他們爆裂了”。

然而，現在是時候了，一種嶄新的真正的創造模式已經出現：“巴西木詩歌。靈敏，直率，像一個孩子。”巴西木詩歌將使用“不因循守舊，不引經據典的語言。自然，新穎……以我們說話的方式，我們存在的方式”。

安德拉德在那年寫了一首短詩《葡萄牙人的錯誤》（Portuguese error）：

當葡萄牙人

在瓢潑的暴雨中抵達

他們給印第安人穿衣

多么恥辱！

要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清晨

印第安人能脫光

那些葡萄牙人。

四年之后，當塔爾希拉·多·阿瑪拉爾送給他一幅畫作為生日禮物，題名《阿巴波魯》（Abaporu），也就是圖皮語中“食人者”的意思，安德拉德找到了最具野心的思想表達方式。

這幅畫為安德拉德最有影響力的作品《食人族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提供了靈感，宣言發表在一個短命的期刊《人類學雜志》（Revista de Antropofagia）創刊號上。

這一頁底部的格言可以翻譯成“這兒，我們的美餐跳過來了”，這句話來自早期的德國探險家漢斯·史達頓（Hans Staden）的著作，1557年他在《荒蠻之地的真實歷史講述，美洲新世界的可怕食人族》（Wahrhaftig Historia und Beschreibung einer Landschaft der wilden, nacketen, grimmigen Menschenfresser-Leuten in der Neuen Welt America gelegen）這本書中講述了一段駭人聽聞的經歷，關于他快要被圖皮南巴食人族生吃時逃脫的故事。

安德拉德的《食人族宣言》把同類相食——或者更確切地說，食人，從一種對戰俘身體的消費儀式——變為一種藝術原則：巴西文化的獨特性在于它能夠吞食和吸收每一種入侵的文化。宣言的開篇便是：“只有食人將我們團結起來，社會地，經濟地，哲學地。”巴西人是“太陽之子，生命之母。被移民、奴隸和游客們懷著所有虛偽的鄉愁熱烈地發現著、愛著。在這片巨蟒的大陸”。

宣言斷定巴西人享有“一種參與的意識，一種宗教的節奏”，沒有西方文明那種人造的分別：“我們從來不知道什么是城市、郊區、邊境和大陸。巴西的世界地圖上（mappamundi）的懶人。”巴西人否認歐洲人所聲稱的他們缺乏有組織的宗教和法律：“我問一個人什么是法律。他說就是對可能性行為的保障。那個人叫加利·馬蒂亞斯。我吃了他。”“加利·馬蒂亞斯”（Galli Mathias）是對法語詞“galimathias”（胡說八道）的戲仿——安德拉德筆下與托馬斯·莫爾所寫的“流言散布者”同樣的人，從巴西歸來的講述者拉斐爾·希斯拉德。現在這個帝國轉身吃了回來。

安德拉德斷言巴西完全不需要依賴歐洲進口：“我們已經擁有了共產主義。我們已經擁有超現實語言。黃金時代。”對詩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從沒有語法——我們從不允許邏輯在我們之中誕生”。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是具體主義者。觀念掌控著，回應著，在廣場上焚燒人們。讓我們擺脫觀念和其他的麻痹。通過路線。相信天兆；相信六分儀和繁星。”

宣言的最后是激情呼吁將這些付諸實踐：“推翻弗洛伊德所說的衣冠楚楚又壓抑的社會現實——沒有情結的現實，沒有瘋狂，沒有賣淫也沒有重刑監獄，在平多拉馬的母系社會（Pindorema，巴西在圖皮語中的名字，“棕櫚之地”）。”安德拉德在“沙丁哈主教（Bishop Sardinha）被吞食374周年”簽署了這份宣言。這位名字恰巧意味著沙丁魚的主教，1556年在巴西東北部被殺死并吃掉了。

安德拉德與歐洲文化玩著復雜的游戲，他的同盟是未來主義者、超現實主義者和意象主義者，盡管他聲稱自己絕對獨立于這些外國運動。甚至他的宣言也是吞食了達達派藝術家弗朗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創辦于1920年的雜志《食人者》（Cannibale），這上面發表過他為友人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所畫的象征風格肖像。

與此同時，安德拉德的宣言宣告了一種新形式的文化殖民的來臨——源自美國的流行文化。如果說巴西人從歐洲那里獲得了弗洛伊德和超現實主義，那么美國又帶來了另外一些東西：好萊塢電影，它對當地文化的刻板展示讓巴西人（誤）認同為他們本來應有的品質：對穿戴整齊的人的抵抗感。美國電影這樣告訴我們。或許安德拉德記住了這類電影，比如《人猿泰山》，也是1928年上映的——場景設置在非洲，不過所有好萊塢的叢林看上去都差不多：

一個嶄新的黃金時代正在來臨，至少是電影的時代，《淘金者》系列里那些衣著暴露的舞女排成整齊的隊列：“美國所宣稱的黃金時代。黃金時代。所有的女孩們。”——“女孩”這個英文忽然在葡語中跳出來。如果說這不是一個黃金的時代，那也許是個美元的時代，在《淘金者1930》里美元被這些“女孩”有意擺在面前：

在宣言的開篇，他宣稱了食人將巴西人團結在一起，是他們世界中唯一的法律之后，文本忽然變為英文：

只有食人將我們團結起來，社會地，經濟地，哲學地。

世界上唯一的法律。遮蔽所有個人主義，所有集體主義，所有宗教，所有和平協議的表達。

圖皮，還是不要圖皮，這是一個問題。

今天這句話常被巴西活動家們用來倡導原住民權益，就像在這件NGO（非政府組織）Pensebem（用心想）制作的T恤上，他們聲稱“每天都是印第安人的一天”。

雖然安德拉德并不像塔爾希拉·多·阿瑪拉爾那樣是個更純粹的本土主義者，塔爾希拉的《阿巴波魯》明顯地與畢加索及馬蒂斯形成對話。不過，安德拉德對成為巴黎人的興趣不及他搖撼巴西讀者的心愿。那句引用自莎士比亞而加以變化的名句是一柄雙刃劍。巴西人似乎在莎士比亞出現之前就擁有他，但同時，他們認同的人物是哈姆雷特，一個對自身的存在充滿了自我懷疑和不確定感的人。當我讀到這句，“圖皮，還是不要圖皮”，感到一種諷刺的鋒芒，指向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上層階級。這些人以能夠用原文引用莎士比亞為傲，但他們的英語仍然保留著濃重的口音，而這昭示著被壓迫者回返而來，顯露出圖皮原住民的樣貌，他們恰恰是上層巴西人最不想成為的人。

對他而言，也許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不愿承認的是，他更多地受益于他十九世紀的巴西先輩們，一如弗吉尼亞·伍爾夫，今天已經被視為是杰出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并且是一位先鋒的現代主義者。明天，我們將回到半個世紀之前，回顧前食人世界主義混血作家若阿金·馬里亞·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他被普遍視為巴西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在他諷刺性的杰作《布拉斯·庫巴斯死后回憶錄》（Posthumous Memoirs of Brás Cubas）中，我們可以將馬查多視為一個既提前存在、又在死后呈現的現代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