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先生的長篇《繁花》可能是近年來被談論最多的小說之一，是一部現象級的作品，我一字不漏讀過，很喜歡。這是一部世俗小說，小說的內容無非是雞飛狗跳的生活，充滿人間煙火氣。這部小說幾乎迅速擊中了中國人的經驗世界，可以說是一部以經驗勝出的小說。金宇澄先生寫這部作品時六十多歲了，他在這部小說中充分融入了他全部的人生經驗，寫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小說。作為以經驗取勝的作家，我猜他大概不可能寫出第二部這樣的小說了。

無疑，《繁花》在中國傳統小說的譜系中。我們都熟悉《金瓶梅》，《金瓶梅》寫了一個世俗的世界，一個沒有神的世界，一個欲望支配一切的世界。這個世界和今天非常相似，無論官場、商場、情場，甚至宗教場所，在經驗的層面幾乎依舊概括著今天中國人的生活。也就是說，這部小說記錄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看來依舊是有效的，鮮活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至少《金瓶梅》這類小說，在記錄中國人的日常經驗上是有力量的。

可是，在《金瓶梅》里，我們很難找到西方小說中人的“兩難選擇”“靈魂的掙扎”等等這樣對人的精神性想象。在《金瓶梅》中，人的選擇是非常輕易的。西門慶幾乎是欲望動物，眼中除了色欲，什么都不懼怕。西門慶娶回家的女人都有命案在身，潘金蓮殺了武大，李瓶兒也參與到對其夫花子虛的謀害中，把這樣的女人娶回家，需要多么大無畏的堅強的神經。《金瓶梅》中對“愛”的選擇也是如此。“愛”是一個西方概念，對中國人來說這個詞是一個所謂的現代性詞匯，因為“愛”這個概念里面有精神性元素。在現代以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愛”是不出現的，至少是不出口的。在《金瓶梅》中，李瓶兒對西門慶的情感勉強可以用“愛”之名，至少她是西門慶女人中對西門慶最具獻身精神的一位。但就是李瓶兒，她的選擇同樣是輕易的。西門慶因有事，一個月沒去看她，她迅速嫁給了醫生蔣竹山，在文本中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李瓶兒種種實際的考量。這符合中國現實——一個女人在選擇婚姻時沒有什么浪漫可言。

“現代小說”這個概念和“愛”一樣本質上來自西方。西方古典小說強調人選擇的艱難困境，西方現代小說則在各種人文學科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強了對人的精神性想象，把敘述的觸角深入到人的黑暗的無可名狀的潛意識領域。我不否認自己對小說的理解受西方的影響，甚至關于人的想象也帶有西方人文學說的影子。至少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相信，人不是我們習見的那個平庸的人，人比表面更復雜，人是有著偉大夢想和奇跡的。我因此在小說中更愿意探討人的精神層面的問題。但在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中國世俗小說傳統中，雖然有效容納了中國人的人生經驗，但至少對人的想象是單一而平面的，很少出現“靈魂”這樣的概念。

中國作家面前至少有兩個傳統：一個是西方傳統，一個是中國傳統。對中國作家來說，他所面對的這兩個傳統未必是兼容的。因為這兩個傳統完全是兩種思維方式，有著相反的方向。西方的傳統中，觀察這世界的方法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有一個關于世界的基本模型存在，然后考察人在行動中的艱難選擇并試圖探究人的無限可能性；中國的傳統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注重具體而微的日常細節，并由此升騰起人生的虛無感。如何既能在文本中充分容納中國經驗，又和西方關于人的精神性想象和理解接通，在我們的寫作中可能依舊是個難題。

2016年春，我參觀了長崎的遠藤周作文學館。回來后，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沉默》。《沉默》的歷史背景是日本定基督教為邪教的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外國傳教士和日本信眾面臨浩大而全面的清洗，沒人可以幸免，基督徒一旦被發現就會逮捕，逮捕后會被要求用雙腳踏在曾經信奉的圣像上，以表明自己不是基督徒或做一個棄教者，否則將被處以極刑。那個歷史時刻，時代意志把基督徒投入到巨大的戲劇性舞臺上，他們終將面對關于人性的一系列終極考驗，關于生和死，關于忠誠與背叛，關于信仰與懷疑。

兩位荷蘭的修道士就在這一時刻踏入了日本的土地。他們發愿甘冒生命危險，要把神的種子留在日本，他們期望自己最終成為圣人。小說以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內心演變軌跡展開，直指人的精神領域。信仰不是一架鋼鐵機器，信仰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堅定，即使像洛特里哥這樣的傳教士，依然有軟弱的時刻。在見證了死亡、苦難、背叛、囚禁后，肉身的軟弱開始在他的心靈里滲透，在信仰和肉身之間，洛特里哥最終沒有成為圣人，而是成了“猶大”，他把自己的腳踏在了圣像之上。

遠藤周作是個日本人，同時也是一個基督徒。日本文化顯然在我們東方文化的譜系里，日本的古典小說基本上和我們有著相近的意趣，以世俗小說為主，慣用白描手法，即便像《一個人的好天氣》這樣的當代暢銷小說，同樣可以看到東方式的對人間細節的關注和凝視，喜歡從外部描述人類生活，慢慢從文本中滲透出人生的虛無感和蒼涼感。但在遠藤周作的《沉默》里，他打算直接進入人的精神領域，他讓兩個西方人來承擔這一使命，他進入了兩個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書寫了他們的精神之戰，向我們展現了他們的堅韌和軟弱，勇氣以及潰敗。然而，有趣的是，當寫日本信眾時，遠藤周作用的卻是白描的手法，是外在的，他并沒有進入到日本信眾的內心世界，即便小說里那些日本信眾有很多成了殉道者，受到迫害的慘烈程度并不遜于兩個荷蘭傳教士，他們很多人甚至唱著圣歌被趕入大海沉海而死。我猜測，遠藤周作一定碰到了我前面所說的那個難題。

在當下，中國人的經驗世界無疑是龐雜而豐沛的，如何去處理這個無比豐盛的經驗世界，并從中找尋出屬于中國人的內心語言，是一樁極其艱難的甚至是開拓性的工作，如前所說，這依舊是一個難題。不過，我們既然從事了這個職業，我想，我們都有責任去探尋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身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究竟有著怎樣的密碼，我們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國人的“靈魂”，我覺得這一切還是值得作家們去探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