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全球化進程趨于同步的中國網絡文學不僅具有“民族性”特質，更具備“世界性”因素。達成這一目標的基本路徑是“對話”，不僅要與“自我”傳統對話，更需要與“他者”場域對話；不僅要反思“自我”，更需要尊重“他者”，進而獲得并奠定全球“對話者”的地位。基于“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在一脈相承的意義上，中國網絡文學的全球化進程及其根本路徑在于實現“網絡文學共同體”的構建。

關鍵詞：網絡文學 全球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 

與中國互聯網的起步和發展歷程幾乎同步，中國網絡文學也經歷了一個由外而內的轉換階段。1991年，公認的第一個漢語文學網站“中文詩歌網”在海外誕生。同年，公認的第一篇漢語網絡文學《奮斗與平等》由留美作家少君創作發表。到1998年蔡智恒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在臺灣成功大學BBS上發表并風靡網絡及其后續在中國大陸的出版，被視為中國網絡文學誕生的重要標志，這一年也被作為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的起點。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來看，中國網絡文學恰恰契合了全球化的進程，正是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網絡文學得以長足發展。時至今日，中國網絡文學如何重新面對全球化大潮已經成為一個迫切問題。

與全球化進程趨于同步的中國網絡文學不僅具有“民族性”特質，更具備“世界性”因素

1990年代以來的海內外文化發展軌跡，相對于此前的諸種對立思維模式而言，日益呈現出真正開放多元并逐步回歸本位的正常狀態。其中，關于“全球化”命題的發生及其研究構成顯著的時代表征。根據旅美學者劉康的觀點，“冷戰”之后的跨國資本成為一種控制力量，由此帶來的“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統”導致“全球化”趨勢明顯加劇。同時，伴隨著通訊技術革新及“信息高速公路”的發展，又帶來多渠道的全球化整合與傳播。在社會層面，全球化推動了固有社會結構的外在解體和既有社會階層的內在分化。在文化層面，全球化的商品邏輯改變了文化曾經具有的精神屬性。尤其受到大眾傳媒和媒介融合的深刻影響，一方面是文化復制的一體化，另一方面是文化分離的多極化，表現為民族文化的重新崛起。

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國際學界乃至中國本土歷來特別注重“中國特殊論”的討論和爭鳴，并將其視為考察中國問題的某種決定性因素。其實在全球化語境中，所謂的“中國問題”已經不僅僅只是屬于中國，而是天然地具有世界性因素，本身就屬于“全球問題”。根據學者金惠敏的觀點，一切問題都要置于全球化視域中，所謂的“中國特色”也不例外。中國意識形態的建構與傳播理應具有全球化眼光，如果不能提供富有價值的“全球知識”，就難以成為全球性大國。“我們”和“世界”本就一體，并非一分為二，如果不能對“世界”貢獻意義，“我們”自身也就失去意義。顯然，中國經驗當然擁有人類屬性。但在某些漢學家的視野中，不研究中國并不影響對世界的理解，理解世界精神也不需要從中國獲取任何資源，因為中國過于“獨特”。“這種‘特例觀’中含有如下危險傾向：中國歷史僅僅被當作‘民族’的，而不是全人類的歷史經驗。”如此自然地把“中國”和“世界”割裂開來，把“中國人”和“全人類”分離開來，其負面效應至今仍然存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全球化”不能與“民族化”相提并論，而只能置于其上。“全球化運動中，根本不存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對立，所有的只是特殊性對特殊性。全球化是一種地方性對另一種地方性，強勢的一方被錯誤地稱作全球性或者普遍性。真正的全球性超越了所有的地方性包括強勢的地方性，是各種地方性的可交流性。”面對“特殊性”和“地方性”之間的差異，“全球化”表面上呈現出彼此“壓抑”或者“消弭”彼此的狀態，而其本質卻是“特殊性”與“特殊性”、“地方性”與“地方性”的相互對話。尤其在面對所謂的“中國問題”和“全球問題”的時候，全球化的本質特征之“全球對話主義”思路也就為此提供了有效的前提和基礎。

基于上述的“全球化”思維視野來看，與全球化進程趨于同步的中國網絡文學，在本質屬性上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其本身已經是“全球”的。也就是說，中國網絡文學的存在價值不僅在于其“民族性”特質，更在于其“世界性”因素。而要達成這一目標，所要選擇的基本路徑就是“對話”。這既是網絡文學面向全球化的本質特征，也是網絡文學走向全球化的內在要求。

中國網絡文學與世界網絡文學的互動關系

在全球化所覆蓋的多元主體關系中，任何主體都不能構成其中的主導性力量，而是相互介入、彼此依存，從而成就結構。多元主體之間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對立統一關系，而是創新思維基礎上的對照成全關系。每個主體在實現“自我”身份的同時，也內在地作為“他者”身份而存在。“自我”與“他者”并非一體兩面，而是兩面一體，既是外在表現，更是內在對話，自然涵蓋“與誰對話”和“如何對話”兩個基本問題。中國網絡文學發展過程中所謂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同樣構成永恒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相應地，其“對話”路徑同樣包含“與誰對話”和“如何對話”的基本命題。

如果從“對話本體論”的角度來看，“與誰對話”首先面對的是與“自我”一脈相承的傳統精神，理解傳統本身包含著理解自我。與此對應，其次面對的是作為“真理”和“方法”的“他者”資源。只有與“他者”相遇，以“他者”為參照，才能重新發現并確認“自我”。而且，“自我”與“他者”又總是處于不斷相互轉換中，進而形成一種總體的制衡狀態。這種對話，既表現在歷時性的古今層面，又表現在共時性的異己層面。

網絡文學不僅呈現出一種快捷的傳播方式，更屬于一種全新的文學樣式，引起整個文壇結構的變化。中國網絡文學首先要面向“自我”的文學傳統，如學者白燁所說的一分為三的新格局，“基本上以文學期刊為主導的傳統文壇，已逐漸分泌和分離出以商業出版為依托的大眾文學，以網絡媒介為平臺的網絡寫作”。在這樣的文學結構中，網絡文學的位置如何確定，與既有文學傳統的互動關系如何，其獨特意義何在，都是需要加以厘清的問題。中國網絡文學更要勇于面向作為“他者”的文學場域，充分意識到“自我”文化的“有限性”和“他者”文化的“優先性”，承認“他者”同時也是承認“自我”。“文本的可翻譯性，即翻譯所容易傳達的東西，常常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編碼系統，而其不可翻譯性則是起于不接受此編碼的他者文化的他者性。翻譯會聚因而也凸顯了文化間的差異、距離和沖突，使我們清晰地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局限，于是一個文化間的對話成為必要，為著認識我們自己的必要，否則我們就只能在我們的內部做自體循環了。”真正認識到“自我”的局限，才能確保自我發展的無限；總是糾結于“他者”的局限，于“自我”又有何益而言。如果滿足于自體循環，也就無所謂“對話”的需求，也就沒有意義的延伸。只有強調“他者”的根本地位，才能實現“自我”的有效價值，其中的“對話”才有實質意義。在這樣的開放性結構中，中國網絡文學至少應該關注的是與世界網絡文學的互動關系問題。總體而言，網絡文學已經形成并繼續向著類型化的方向進行拓展。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網絡文學從世界網絡文學中借鑒了怎樣的因素？或者是否發生直接移植的現象？反過來對世界網絡文學的影響力到底如何？諸如這些問題都需要得到進一步關注。

關于“如何對話”，首先要摒棄的是那種以“自我”為絕對中心的意識形態，反觀自身，回歸初心，尋繹出“自我”存在的來龍去脈，尤其正視并承認其中的“原罪”因素而選擇并實現精神的轉換。與此對應，其次摒棄的是那種以“他者”為絕對邊緣的意識形態，直面對方，感同身受，尋繹出“他者”存在的來龍去脈，尤其尊重并承認其中的“普遍”因素而對照并借鑒思想的資源。“對話本體論”要求我們必須站在“他者”的立場，從“他者”眼界出發思考整體。“與他者的對話不是我們主觀上情愿與否的問題，而是我們根本上就處在對話之中。”只有每個“主體”都互為對話者，才能構成一個“對話者”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網絡文學在發展中理應不斷反思自身的問題，比如文學固有體制的影響、網絡文學的娛樂化、文學的網絡暴力、文學的消費者本位、網絡文學的想象力問題、作家與寫手的關系，等等。相應地，對世界網絡文學發展中伴隨的問題做出客觀評價，不再情緒化地加以否定，而是“拿來主義”取其所長，充分吸收其普遍因素。如學者金惠敏所言，“‘他者’一旦進入對話，就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他者’了，對話賦予‘絕對的他者’以主體性的維度”，這樣，“主體”之間得以相互改變，并且這個“對話”沒有終點，而是形成“對話”的良性循環。如此，中國網絡文學才能在面對“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得并奠定“對話者”的地位。

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網絡文學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力主“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并且突出講到中國要為人類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的重要性和堅定信心，“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超越性，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這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也是關系文化自信和深層對話的關鍵問題。這是中華文化的轉向，也是文化中國的轉型。因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在以“差異”和“對話”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語境中，“中國特色”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全可以互為基礎、協同共進。而且，中華文化主張“和而不同”“求同存異”，這不僅僅是政治話語，也是文學話語。我們強調在國際社會和世界關系中著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以“差異”和“對話”為基礎的全球化理論也涉及這一命題。

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與“世界”并非對照關系，而是平等關系，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理論基礎。所謂“文明的沖突”，從“全球對話主義”的維度看，仍然是以“自我”文明為中心而對“他者”文明作出價值判斷的結果。任何主體在其本質上都“互為主體”，任何“自我”在本質上都“互為他者”，任何“他者”在本質上都歸結于“他者間性”。在這樣的哲學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形成和實踐，也是對“文明沖突論”的有力回應和有效超越。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首次提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互聯網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共同推動網絡空間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為開創人類發展更加美好的未來助力”，主張“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鑒”。不言而喻，網絡文學是網絡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具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形式。文學總是以其藝術形象、審美趣味和歷史內涵而表現出其獨特價值，同時又在本質上具有“情感交流”和“心靈溝通”的獨特屬性。網絡文學也不例外，是網絡時代的人性和社會的審美反映。讓中國網絡文學走向世界，讓世界網絡文學進入中國，也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

基于“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一脈相承的意義上，中國網絡文學的全球化進程及其根本路徑在于實現“網絡文學共同體”的構建。文學終究以其對人類命運的根本關懷而立于世界，網絡時代的網絡文學不僅已經構成其中的重要維度，而且其發展潛力也將愈益呈現出不可估量的價值。在人類文明全球化的今天，“網絡文學共同體”的視野無疑具有相應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山東大學莫言與國際文學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①劉康：《文化·傳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②金惠敏：《全球對話主義：21世紀的文化政治學》，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③白燁：《新世紀文學的新格局與新課題》，《文藝爭鳴》，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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