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詩歌的現實精神？它的本相是什么？它的動力源在哪里？詩歌或者文學如何審視現實主義，這個問題看似老生常談，卻實際上并沒有終極答案。

毋庸置疑，現實指的是發生在身邊的一切事物，大到時代的風云際會、社會的熱點問題，小到日常生活的苦樂悲歡、柴米油鹽。比如，全世界正經歷的抗擊新冠病毒的斗爭、正在發生的南方抗擊洪水的事件，以及由此而發生的態度的迥異、制度的比拼、價值觀的呈現、美與丑的較量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每天都在上演，投影在心靈里，訴諸我們的筆端。眾所周知，這可形成兩種現實：一種是客觀描述的事實，一種是主觀心理事實。這里我們要提問的是，材料的真實性怎樣變成真實的詩意？對詩人來說，這須面臨一種修辭與事實之間的協調。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實，現實生活是有品質導向的。最早的品質定位是真、善、美，即最能體現向上的、青春的、美好的那些品質。我們的作品如果保持這些追求，那么可以說這是真實的，它的真實性通過廣大讀者的追求共鳴來印證實現。不過，真善美同樣是有不同的評價尺度的，尤其是在不同的時代，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個人說了不算，一群人說了也不算。只有當言說與實踐相結合，并從中加以論證時，這些真善美的概念才有可能是可靠的。同理，當現實走進文學時，它變成文學的現實主義，凡持現實主義之文學作品，我們都可將之信賴為人生的一面鏡子，乃至真理的反應。但是什么才算真正的、文學的現實主義呢？這需要我們自身經驗的鑒別。

正如在疫情面前我們所表現出的種種舉動一樣，一方面是逆行赴戰、主動請纓，另一面是旁觀諷刺，閉目造車。顯然都是真實的，但用詩歌的終極使命來衡量，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其中有的真實性就有了問題。我們很多作家詩人在義憤填膺地抨擊社會不公時，所訴諸筆下的文字是否完全真實呢？如果一個作家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非常完美的現存社會，他所說的我們要不要贊同呢？桃花源與烏托邦社會模型，在一種筆觸方式里向我們明確地說明了它是虛構的，而不是真實的。那么，現實主義文學文本，首要的一件事顯然是區別于桃花源式的敘述，區別于一般烏托邦敘述的敘述。這種區別我想是容易的。那么，第二種區別方式是什么呢？當一位詩人描述人性的扭曲時，我們將依據什么來判斷它的真實性呢？如果它描寫的有失真實，那么會不會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呢？這個柏拉圖式的擔憂，雖然比較落伍，卻是可能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與文學問題。我們的詩人如若不致力于社會之光明發展、科學發展，那么，我想我們的寫作也是沒什么意義的。

必須說，真實不僅是文學的現實主義追求，也是人性本身向善的一個方面的體現。人們總是討厭撒謊者，因此，現實主義也是最簡單最本質的人性反映。它的動力源來自對于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心理訴求。詩人總是站在現實與夢想之間，以語言的藝術搭建彼此間的橋梁，擺渡苦樂人生，期待或引導人們走向更美好的彼岸。

這里還需強調主導性。主導性，也就是帶有導向意義的藝術形態，發揮引領、導向作用的文學。在龐大的文學群體里正是那些閃耀著璀璨文化光芒、人性光芒的作品，支撐著燦爛的星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明德引領”“培根鑄魂”足見主導性的重要。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國魂”，一個軍隊不能沒有“軍魂”，一個時代也不能沒有“時代之魂”。這個“魂”必然是正義的、剛毅的、宏闊的，又是充滿理想的存在。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強調多元的時候，又過多強調了“個人化”，忽視了“公共性”。我必須聲明：我不是反對“個性化”的寫作因素，而是反對極端個人化的寫作形式。因為它導致了規模的文化、心靈碎片的產生，這些碎片總的來說，因為過于“個人化”而顯得缺少共鳴，不能成為別人的營養，而只能成為消極的心靈廢墟式的產品。

在詩歌寫作里，我所說的“個人化”或“個體化”，它與“個性化”有本質的區別。姑妄言之，個性化是在共性領域有共性參照的情況下，追求個性的發展與完善。它與共性有著隨時隨地的對話與彼此修正。而個人化或個體化，是完全脫離集體，在拋棄參照體，失去任何公共性衡量與比照、監督、對話的情況下，所發展的一種無益于社會整體發展的自私化、自戀化精神。這種寫作者，不管國家發生了什么，世界發生了什么，只管埋頭寫瑣碎的生活，專注螞蟻不寫鷹了、專注露水不寫星辰月色了，喪失了對整體事務的把握。新時代精神喊了數年，碎片化現象依然“一地雞毛”，不扭轉，是我輩之無能。

有人還把“肉體”寫作當作個性。我認為它根本上是與詩歌本質剝離的一種寫作，是擺脫了詩歌主旨的寫作。淫詩的放開，極大地損害了詩歌的尊嚴。有的詩人棄詩人桂冠于不顧，大張旗鼓地寫性，還扯旗立派，企圖留名青史，是極大的反動。淫詩為什么不能算詩？因為詩之正統，即孔子所說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須知在兩千多年前，采自民間的《詩經》，也是有門檻、有規格、有審美標準的。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詩經》作品沒有經過文官秀才的反復甄別遴選，那么它會不會成為我們至今認為的文學經典呢？

詩人自身建設迫在眉睫。網絡的出現，降低了詩的門坎。詩是詩，不是口水，詩學是一門專門的學術研究，自有它的體式、語言、韻律的規范，自有它的高深之處，來不得一點虛假。詩人的自我建設包括修身、自醒、謙卑、進學，還包括要懂得拒絕將一些網絡上消極的起哄與圍觀當成是詩歌質量的保證。要建立起正確的詩觀，而建立正確的詩觀的前提，即建立正確的“四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之外，還要加上正確的文學觀。什么是文學，什么是詩，這些問題永遠不會過時，永遠值得我們思考和面對。

問題還得回到主題上來。習近平總書記講：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不能沒有靈魂。又說，廣大的文藝工作者要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之中。詩人要領跑一個時代，為廣大人民群眾立言。為此，我們要認識到今天的時代，是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的偉大新時代。為什么是偉大的呢？因為它不再猶豫，不再彷徨，不再因為外來文化、霸權主義、經濟制裁的影響而產生一種根基性的動搖。

我想，新時代的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旗幟、道路的再確認；2、馬克思主義的重申；3、中國方案、中國發展模式的世界意義；4、和平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確立；5、以英雄模范為主導的意識確立；6、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的確立；7、科技強國、科技強軍、科技為民的主體思想的確立，等等。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新時代的豐厚內涵，并且堅定了我們的步伐。這就是作家、詩人立足的根基和要奔赴的方向。

換言之，在這個主導線上，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多元性，為我們如何在多樣化的發展中不至于迷失方向而確立了方向標。我們關于多元化寫作的考量依據，也在于此。在這里，我們強調主導，并不排斥多元性，這是全局下的布局考量。應該承認，這個時代為文藝家、詩人們提供了廣闊而宏大的生活場景，尤其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是上天賜予的考卷，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回答，每個人類個體都要受到檢測和制約，從而規范我們的言行。可以說，正是這種現實在場，構成了我們的神往之地，我們沒有理由迷茫，消極，我們更沒有理由畏縮不前。

在考慮到這個主導性的思想之后，我們依然要提醒作家詩人需有獨立的寫作人格與思想格局。總而言之，在公與私，個人與公共之間，我們隨時都須遵循兩個命題，也可以說是真命題：即詩人的獨立思考，對于為什么寫作，寫什么，怎么寫的確認，始終是作品的成敗決定因素；詩人的全局意識是我們能不能寫出大詩，能不能寫出真正的時代史詩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