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既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將在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建立國家現代經濟體系、建設美麗中國、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以鄉村的全面振興和樣貌的極大改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走向新的階段。以反映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為使命的文學，理當順時而興，乘勢而變，以藝術的方式為這樣的社會巨變搖旗吶喊、擂鼓助威，并在這一過程中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添彩。

中國當代文學在70年來的發展演進中，一直扮演著時代變遷的記錄者的重要角色，履行著社會變革鼓吹者的神圣職責，創作出一批又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藝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經典藝術形象。可以說，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經典的藝術形象，都是立足于中華大地、根植于華夏鄉土的豐碩成果。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當代文學以“農村—鄉土”題材為主脈，反映了新中國社會生活的主潮演進，又由于“農村—鄉土”題材的出色書寫，表現了當代文學自身的不斷進取。

從現代延伸而來的鄉土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后被“農村題材”取而代之，是因為此后的農村生活，已由自然化的鄉村變為了集體化的農村。改革開放以來，“鄉土文學”的提法又開始流行，也是由于農村生活的不斷演變和圍繞它的文學寫作不斷拓展，使得“農村題材”的稱謂已頗顯狹窄。但實際上，“農村題材”與“鄉土題材”并無本質意義的區別，論者使用什么樣的概念，既根據需要也出于習慣。面對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過去的“農村”，傳統的“鄉土”，都將由全新狀態的新型“鄉村”所替代。為適應描寫對象的這種新的質變，同時也與其他時期的寫作區別開來，現在提出“鄉村文學”這樣一個新概念，是適時的，也是必要的。這既是“農村—鄉土”題材寫作的重開新局，也是“農村—鄉土”文學的繼往開來。

事實上，更為重要的是鄉村文學面臨鄉村全面脫貧進而不斷振興的社會新現實，需要履行新的使命，回應新的挑戰，解決新的課題。這是新的鄉村文學安身立命和謀求新的發展的關鍵所在。

聯系鄉村變革的新現實，結合鄉土寫作的已有狀況，新時代的鄉村文學寫作，從宏觀層面來看，至少需要在三個方面認真挖掘、深耕細作、開辟新局、積累經驗，從而使鄉村文學寫作真正做到“與時代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

“要想寫作，就先生活”：閱讀生活、吃透生活是基本功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持續推進與深入發展，尤其是全面脫貧目標任務的實現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使我國的農業與農村從外到內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已使現在的農村與過去的農村不可同日而語。基于家庭承包的合作化、農業勞作的機械化、產品經營的市場化，以及人居環境的舒適化等，大多數農村與農民不斷走出小農經濟的舊有形態與內在桎梏，呈現出新的氣象。

但這樣具有新樣態和新面貌的農村現實，在我們已有的農村題材寫作中還不多見。不少農村題材作品，還停留在對農村轉型帶來的問題，農民遇到的種種苦難，以及田園風光不再的憂思、困惑與哀嘆方面。究其原因，是作者對于變革中的農村現實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對于正在變化著的現實不理解、不喜歡，寫作大致出于濃郁的鄉愁情結，某種程度上是靠兒時的記憶寫作。因此，新的鄉村文學寫作，需要作者直面當下農村不斷變異的新現實，在切實深入的過程中，了解生活、閱讀生活、吃透生活，把創作建立在新的生活積累和新的生活認知上，切實轉變思想、感情與立場。

在這一方面，同樣是以農村題材寫作為主并創作出了經典作品的趙樹理、柳青等人所總結的一些經驗，依然值得學習和借鑒。趙樹理告訴人們，他很重視與農民群眾一起“共事”，而且時間越久越好：“久則親”“久則通”“久則約”。柳青也說過“要想寫作，就先生活”，作家“主要的功夫，是在研究生活上”。由此，他又指出：文學寫作“基礎是生活的學校”。

文學前輩們這些來自他們創作實踐的至理名言表明，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是寫作的前提，是文學的基礎。對于當下日新月異的農村生態與農民生活，我們更需要在深入中去了解、在了解中去揣摩、在揣摩中去把握。這是新的鄉村文學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最為重要而緊迫的基礎工作。

深入內部尋求新的發現：整體把握城鄉新變

隨著“三農”問題的不斷解決和農村改革的延伸發展，農村與城市之間過去的分離狀態也逐漸改變，“鄉村城鎮化”“進城打工潮”，以及“支農”“支教”等活動的開展，不僅使城鄉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而且呈現出常態化的雙向互動。這種城鄉之間的兩種生活狀態和文化形態的碰撞、交流，使城鄉之間的過渡地帶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景觀。當年的路遙敏感地捕捉到這一新的社會現象，把它稱之為“城鄉交叉地帶”，并以此為流動的舞臺，寫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表現農村青年一代人生奮斗與命運轉折的精品力作。

但也有一些作品，同樣以“城鄉交叉地帶”的城鄉生活為描寫對象，卻更多地著眼于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矛盾糾葛，以及矛盾糾葛造成的生存困境等，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是社會的繚亂景象、人的紊亂心態。這樣的作品，有一定的真實性，也有其存在的意義，但看多了之后，不免令人感到雖然局部不失真實，整體卻明顯趨于悲觀。

對于社會變革帶來的城鄉之間的新關系，需要用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城鄉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既會帶來不同文化觀念的碰撞與博弈，造成新的矛盾與沖突，也會帶來不同文明元素的互動與互鑒，在交匯融合中產生新的生活樣態與社會風尚。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社會學的角度談到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同性質”時，用“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予以精到的概括和準確的描述，這對我們理解“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各自特色不無啟迪。

如果說過去的“鄉土中國”主要是以“禮俗社會”為特征的，那么，它經過一系列法治建設走向“法理社會”時，一定會把傳承久遠又行之有效的“禮俗”文明元素帶入進來，既使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以發揚光大，也使現代的“法理”社會更具中國特色。這些年來，我們大力倡導的文化自信，積極推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優秀的民族文化與傳統文明就是其中的重要構成要素。因此，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在觀察農村現實、表現農村生活時，不僅要著眼于那些看得見的物質形態的變化，更要深入內里去發現那些看不見的精神形態的變動，寫出立體化、整體性的新時代農村全方位的新演變。

“文學作品主要寫人”：精心塑造時代新人

老舍從自己的創作體會出發告訴人們，“文學作品主要寫人”，而且“應該是表現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為了別的”。出自老舍的這一文學創作的至理名言，實際上也是當代中國作家較為普遍的共同認知。

因此，無論是“十七年”期間的文學創作，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創作，我們在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作品中，都看到了大量堪稱“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的藝術形象。如新中國成立初期，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王汶石《新結識的伙伴》中的張臘月、吳淑蘭，李凖《李雙雙》里的李雙雙，浩然《艷陽天》里的肖長春、焦淑紅；如新時期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里的喬光樸，張潔《沉重的翅膀》里的鄭子云，柯云路《新星》里的李向南，路遙《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孫少平等。他們栩栩如生又風采奕奕，無一不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經由他們的超凡作為和獨特性情，人們看到了新人物與新時代的相互成就，也看到了不同時代特有的精神風采。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高歌猛進的新世紀，開創新局的新時代，都孕育和涌現出屬于自己時代的社會新人與先進分子。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黨中央決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還有被授予“時代楷模”稱號的眾多先進人物與先進群體，他們都是這個時代新人的杰出代表。除此之外，僅從與“三農”有關的方面來看，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乃至眼下正在進行的防疫抗疫的保衛戰中，都涌現出了大量有擔當、有追求的普通民眾，他們共同煥發出了新的時代精神，一同展現了新的時代風采。新的鄉村文學寫作，就是要透過現實層面的顯見變化，沉潛于生活深處，把鏡頭瞄準體現著時代精神的新人物，寫出他們在各個方面的新作為與新擔當，以及所擁有的新風采與新氣度，有力地描繪出時代新潮呼喚新人、新人引領時代新潮的動人情景。

近年來，一些現實題材的小說作品，塑造了一批直面新現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火熱奮斗中脫穎而出的時代新人，如滕貞甫《戰國紅》里的杏兒、趙德發《經山海》里的吳小蒿、陳毅達《海邊春秋》里的劉書雷等。但這樣直面新現實、描繪新人物的現實題材文學力作，在整體的文學作品中還不多見。可以說，現有的鄉村題材文學創作，在塑造時代新人的典型形象，描繪時代新人的精神風采，由此反映新人的茁壯成長與意氣風發、弘揚時代的欣欣向榮與蓬勃向上等方面，尚有明顯的不足與較大的差距。在這一方面，也可以說新時代的鄉村文學寫作，既任重道遠，又大有可為。

（作者：白燁，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