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連一本書都沒有看，他自己都無奈地表示“2013年我不是一個讀書人”。正如作家蘇童所說，“諾獎”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鎖”。截至2016年，莫言獲獎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個不同的城市，參加過26次會議、18次講座，題了幾千次字，簽了幾萬個名。伴隨獲獎而來的是無形的壓力和無盡的瑣事，一度使他無法持續(xù)創(chuàng)作。

但也正如莫言所講的那樣：“獲獎八年來我一直在創(chuàng)作，或者在為創(chuàng)作做準備。”幾年后，莫言以作品正式回歸公眾視野。2017年，莫言發(fā)表散文《馬的眼鏡》，他在文中披露了他文學領地的緣起與師承，隨后陸續(xù)在《收獲》《人民文學》《十月》《花城》等文學刊物發(fā)表了多篇小說、詩歌和劇本，令人驚奇的是，作為小說家的莫言，展現(xiàn)了自己在散文、詩歌、劇本等不同文學體裁上的獨特魅力。載于2017年第9期《人民文學》文學劇本《錦衣》讓人眼前一亮，詩歌《七星曜我》《鯨海紅葉歌》《詩人金希普》《表弟寧賽葉》也于2017、2018年刊發(fā)于幾個知名文學刊物。2019年末，莫言的新作詩體小說《餃子歌》發(fā)表于《北京文學》，全文以詩歌形式寫就，共計五百多行。今年，莫言又創(chuàng)作了長詩《東瀛長歌行》。

同時，他也創(chuàng)作了一些小說作品，如2017年5月發(fā)表于《收獲》的《故鄉(xiāng)人事》（由三個短篇小說組成：《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鐮》），2017年《人民文學》11期刊發(fā)的《天下太平》，2018年1月發(fā)表于《十月》的《等待摩西》，2019年于《上海文學》連載的筆記體小說《一斗閣筆記》等。“講故事的人”回來了，大家普遍認為，莫言依然是讀者熟悉的那個莫言，但同時又帶給我們陌生全新的閱讀體驗。

莫言《晚熟的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8月

莫言曾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像福克納書中的約克納帕塔法一樣已然成了文學地標的高密東北鄉(xiāng)，也不過是莫言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構筑的文學幻境。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新作《晚熟的人》中，匯集了他創(chuàng)作的十二部中短篇小說，都是莫言說給大家的“新故事”，依然取材自“故鄉(xiāng)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當下，融入對于時代新生問題的觀察與思考。十二個故事篇幅緊湊，卻各有曲直，新鮮的、驍勇的、星羅棋布的敘述里塑造了一系列“應時而變”的人物，他們像是從我們身邊走出去的人，健步如飛，從小說的這頭一直奔跑到小說的那一頭。

莫言講故事向來愛用第一人稱“我”，《晚熟的人》延續(xù)了這一習慣。不同的是，這12個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當下的年齡和身份，莫言真正將自己寫進了故事里，毫不避諱地向讀者敞開了獲得“諾獎”后的生活。讀者隨著小說里的這位“莫言”，獲獎后回到高密東北鄉(xiāng)，發(fā)現(xiàn)家鄉(xiāng)一夕之間成了旅游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涌現(xiàn)，“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每天都有人來參觀，來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還有不遠萬里前來的外國人。

《晚熟的人》中，莫言改變了他一貫的講故事的方式，既延續(xù)了以往的創(chuàng)作風格，又明顯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靜直白，夢幻傳奇里多了具象寫實。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漢王八蛋”，而是轉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過于真實，仿佛就是從我們身邊走出來的人物。正是這樣一群人，組成了時代演進中的“常”與“變”。莫言寫下他們的故事，好似不經(jīng)意地在一張白紙上刻下一個又一個坐標。看完這12個故事，所有的坐標都被一條無形的線連系起來，讀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講述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時代的潮起潮落。閱讀莫言總是刺激的，他的小說世界立體而完整，最終的結果總讓我們大驚失色。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曾說：“我相信莫言得獎后依然會寫出偉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種力量，沒有人會阻止他。”“諾獎”歸來的莫言一直在進行文學上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充滿了強勁的創(chuàng)作力量，同時也給予了讀者和研究者們寬泛的探討和研究空間。莫言打破了“諾獎魔咒”嗎？看了這本《晚熟的人》，相信每個人自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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