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說是關于女人的講述。女人的世界里當然有女人，但也一定還有男人和世界；有兒女情深，也一定有山高水長。——對女人與女性身份的關注、對女性小說選的強調從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這個世界多么豐富、蕪雜、遼遠啊，它從來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對峙。——《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

2019年，20位中國女性作家寫下了20個讓人著迷的故事，由此結集出版了《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該書由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主編，涵蓋不同代際的女性寫作者，以“愛、秘密、遠方”為三輯，力求呈現2019年中國當代女性短篇小說的創作風貌。

7月27日晚，張莉及入選作者黃昱寧、蔡東、淡豹、王海雪、崔君、邵麗、走走、修新羽、林那北、喬葉、周潔茹、草白、王侃瑜、趙依、王姝蘄與特邀主持、《十月》雜志副主編季亞婭直播連線，共同探討“我們時代的女性寫作”。在今年3月，《十月》雜志第2期也邀請張莉主持“新女性寫作專輯”，對新時代中的女性處境、該處境中的女性寫作展開全新的思考。7月27日晚的直播連線

7月27日晚的直播連線

2019年的女性作家們

“《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是少有的女性文學年選。”

走走特意去全國圖書館參考咨詢聯盟網站上按“女性小說年選”這樣的關鍵字段搜索，發現此前一本皆無。為了比較當下男女作家的寫作差異，她選擇了兩份文本進行分析觀察，一份是這本《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共236172字；另一份是洪治綱編選的《2019中國短篇小說年選》中的男性作家選文部分，共169500字。

詞頻分析發現，女作家筆下與“金錢”“休閑”“娛樂”有關的描述高于男作家，但在“工作”“成就”方面的用詞頻率就不如男作家。而從情緒維度來看，女性小說的悲傷指數高于男性小說，男性小說的憤怒指數則高于女性小說。

“總得來說，男性小說與女性小說的特質還是集中在生理性別層面，既沒有迎合或反叛社會對于性別身份的構建，也沒有明確呈現出社會結構中的性別問題。”走走說，“至少，2019年的女性作家們，不管是主題、結構，還是敘事方式，已經不太有‘必須去爭取些什么’的弱者心態了。”

在《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中，讀者可以一覽20位女性作家在2019年度寫下的生活，在北京、上海、蘇州、深圳，在敦煌、西寧或哈爾濱，在洛杉磯、溫哥華或埃塞俄比亞某地，她們寫下自己對人生的理解。

在淡豹看來，源自女性的講述必定會帶有女性體驗者視角和精神塑造，陳述女性身體經驗下的普遍性和價值，為女性發聲。“現代寫作中來自作家和讀者的處世經驗、生活軌跡、世界想象都和傳統不同。無論寫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別，其寫作主題是否被歸為傳統女性寫作和女性問題探討，只要其中有女人的寫作，最后一定是關于女人的講述。”

性別本身不是局限，局限的是我們自己

蔡東的第一本小說集叫《木蘭辭》，關注的是女性的異化，后來有評論提到了小說里的“女性意識”，這讓她很是警惕。一方面她認為自己的寫作是一種無意識的流露，另一方面她不想被貼上標簽，不想被當成女性主義作家，甚至覺得女作家的稱謂里暗含輕蔑，對“女性化”“細膩”這樣的評價都有些反感。于是在她第二個階段的寫作中，她特意淡化女性特質，改變了語調、視角。如果有人讀了她的小說卻分辨不出作者性別，她會覺得特別有成就感。

但漸漸地，她也開始反思——為什么就不能提供更真誠、更尖銳的東西？“小說是很復雜、很綜合的存在，里面有性別帶來的經驗，很正常。刻意地去追求超越性別的寫作，挺扭曲的。想一想，如果沒有女性意識，《絕望主婦》《早間新聞》這樣的好作品也不會被創作出來。”蔡東現在認為，文學并不狹隘，狹隘的從來的都是我們的評判和認識。

喬葉也曾很想在小說里脫離女性身份，一度在女性、男性和中性之間跳來跳去。“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想讓別人把我定義成一個純粹的女作家。”

但近幾年，她漸漸認識到性別本身不是局限，局限的是我們自己。她近些年的作品主角都是女性。去年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說集《她》，里面的主人公連名字都沒有，都只用“她”來指代。

喬葉說：“我越來越覺得性別不是一個坑，而是非常寶貴的寫作資源庫。無論女性在他人那里是第幾性：第一性，第二性，還是中性，在我這里，女性就是我自身體驗到的唯一性。我非常珍視這個唯一性。”

王侃瑜提到，中國科幻在整個世界科幻版圖中的位置有點像是女性寫作在整個文學版圖中的位置——我們需要通過去迎合與遵守西方的、男性的寫作范式和標準來獲得認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己的聲音很難被聽到。

在她出版第一本書時，曾被問到作品與男性科幻作家的作品有何不同，這個問題后來在她的腦海里反復回響。而所謂中國科幻的“中國性”，也是在中國科幻與世界交流的過程中被問到，才引發了更多思考。“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我們完成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轉變，也更加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我想，這種自覺十分寶貴，也將使我們的寫作具有更加豐富多元的聲音。”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批評家張莉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批評家張莉

女性寫作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關系

今天的女性身處一個怎樣的時代？不同代際的女性作家有了不同的回答。

邵麗說：“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信息社會……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女性寫作與男性寫作一樣，同時面臨機遇與挑戰，只不過女性的視角、切入點可能更細微、更獨特、更刁鉆。”

“我們是與男性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女性作家更多會帶著自身性別特征會去感受和放大男性作家忽略的生活和細節。但性別無法改變，我們要以作品來說話，立足于這個時代。”林那北也提及現代女性往往要同時承擔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這沒有什么可抱怨的。對作家來說，所有的經歷都是財富。”

“我認為在我有生之年，無法看到一個真正的男女平權的時代。”王海雪直言道，今天的現代社會依然充滿了女性被“物化”的陷阱，從網絡到電視劇，到廣告，它幾乎無所不在。這種“物化”不是簡單的“男性凝視”，而是在這樣的認同里，所有人都接受并熟練運用了這套話術。

受《親愛的安吉維拉》啟發，崔君也對“語言慣性”深有同感：“比起‘嫁人’‘為你生孩子’‘女司機’，‘結婚’‘我們的孩子’‘司機’這樣的說法可能會更準確。通常，邏輯語勢容易讓人想當然。”

王姝蘄則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和今年上半年的工作狀態對當下女性寫作延伸出更多思考：這個時代的女性作家已經能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新的問題在于，女性作家們如何在追求自由平等開放的同時保有自己的空間。

“我要舉的這個例子不能代表所有女作家。但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女性狀態，已婚、有小孩。今年上半年，大家都有在家辦公的經驗，知道與小孩共處一室是種什么樣的工作效率。”她說，如果制定一條類似于“寫作時禁止孩子進入”這樣的鐵律，她既為自己贏得了清凈的書房，也將成為另一種強勢權力，成為父權的鏡像。

“而我們倡導的女性主義，目標是尊重個體，建立自由平等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在性別間，也存在于大人與孩子間。如果女作家以強勢權力贏得一間清凈的書房，那么她在這樣的房間中寫出的作品代表了怎樣的女性觀呢？”

眾聲喧嘩中，女性寫作還有無限可能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黃昱寧也對“女性寫作”這個概念充滿矛盾。“因為它聽起來總是讓人有一種局限感，似乎這樣的寫作只能關注女性問題，只能用一種細膩的、‘人畜無害’的筆觸來描寫這個世界。”

但后來，當她把阿特伍德的作品按照時間順序一本一本地讀下來，她發現阿特伍德從創作中期開始就已經超越了狹義的“女性寫作”范疇，但其筆觸與目光又從未離開過女性最關心的問題。

“她的小說常常在技術上窮盡手段，在視角上反復變換，通過這些方式來告訴我們，女性如何在一個并非為女性設計的世界里，更勇敢更聰明地活下去。進而，這里的‘女性’也完全可以代換成所有被遮蔽、被壓制、被扭曲的人物和事件——于是，女性寫作的題材、視野都能被無限擴大。甚至可以說，阿特伍德告訴我們，在一定的條件下，女性寫作也完全能取得某種技術上的優勢。”黃昱寧說，在阿特伍德的啟迪下，她相信這個變化中的時代正在給女性的寫作帶來更多的機遇、挑戰和可能。

“阿特伍德是非常優秀的女作家，《使女的故事》是女性寫作，但同時也是世界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這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女性寫作。”張莉認為，近20年來，中國文學圈對女性文學的立場還沒有發自內心的真正意義上的新理解。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非常分裂的時代，一方面我們知道有殺妻案，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間，因為有女性發出了她的聲音，人們才知道安全褲和衛生用品的重要性。最近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很火，仿佛我們女性已經引領了全世界。但殺妻案讓我們意識到，每天有那么多失蹤的女性、失語的女性和失聲的女性。這個分裂的時代，決定了對女性身份、女性地位不同的認知和理解的入口。我們需要更多的與時代有切膚感的作品，而今天，這種與我們所在的生存形成重要互動的作品還沒有出現，所以我對此保有期待。”

在《2019中國女性文學選》中，張莉收集了各類女性的聲音，并希望它形成一種眾聲喧嘩。“現在，我們先放下討論什么樣的作品是女性文學作品，因為具體概念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本身。女作家要做自己，要用自己的語言和表達說出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哪怕這個聲音是微弱的，也要發出來。我希望更多的人關注這個聲音，這個聲音對于今天我們的時代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