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產生、形成于20世紀初，并隨文學理論的發展而發展。現實主義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而又復雜的組成部分，有必要認真梳理、研究。

早期寫實主義

中國文學一直有現實主義傳統。從《詩經》開始，到《史記》、漢樂府、唐詩，再到唐傳奇、宋話本、明清小說，一直充溢著現實主義精神和對現實的真實描寫。而且中國史傳文學發達，以《史記》為代表的史傳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占據了中國敘事作品的半壁江山，并形成了中國敘事文學中的“實錄”傳統和“慕史”傾向。這為現實主義在20世紀中國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本土基礎。

現代意義的中國現實主義主要是在20世紀初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影響下產生的。西方現實主義理論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中國，與中國現實和文學傳統結合，形成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被稱為“寫實主義”。最早提倡寫實主義的是一批晚清學者，但寫實主義的真正確立，則是由于陳獨秀、胡適等“五四”學者的努力。早在1915年，陳獨秀在給張永言回信時就提出，“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1917年，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提出：“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同年，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著名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不僅明確打出“寫實文學”的旗號，而且“國民文學”“社會文學”與“寫實文學”也是相輔相成、互相支撐的。1918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易卜生主義》，指出“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在文學潮流和文壇領袖的推動下，寫實主義于20世紀初在中國文壇得到確立，成為新文學運動主流的創作方法。

不過，寫實主義有兩個嚴重的缺陷，一是濃重的自然主義傾向，二是與新文化運動改造社會、改良民心的主張相背離。寫實主義將如實描寫社會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但在發展過程中，又對其寫實的一面進行了各種強調，將寫實主義固定在純客觀描寫上。然而，要達到新文化運動通過文學改革社會、改良人心的目的，就需要文學言之有物，有思想感情。文學要有思想感情，作家的主觀觀念就必然要滲入其中。寫實主義在這里遇到了困難。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興起，現實的需求更促進了對寫實主義的反思和改革。

由于當時新文化運動理論內生的動力與條件都還未成熟，因此作家與批評家仍是將目光向外搜尋。進入他們視野的是日本理論家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理論。藏原惟人曾在蘇聯學習，他的新寫實主義與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有著較深的理論淵源，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們試圖通過新寫實主義來彌補寫實主義的不足，表達自己高漲的政治熱情。但新寫實主義的問題也很多，比如其既“真實”又“正確”地描寫生活的主張，實際上，這兩點很難做到完全統一。

現實主義及其反思

就西文詞源來看，寫實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西文詞源都是“Realism”，譯為“寫實主義”，強調的是它如實描寫現實的一面；譯為“現實主義”，重視的則是“Realism”的整體含義。寫實主義的問題不一定是“Realism”的問題，寫實主義衰落了，“Realism”仍然有著強勁的生命力。因此，在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站不住腳之后，中國文藝界選擇“現實主義”這一新的譯名便成為必然。當然，這一譯名也不是橫空出世的。1919年，朱希祖在翻譯廚川白村《文藝的進化》時，就把“Realism”翻譯成了“現實主義”，之后不斷有學者將“Realism”譯為“現實主義”。1933年4月，瞿秋白在《現代》雜志發表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同年5月，周揚也在《現代》雜志發表文章《文學的真實性》。文章中，兩人都旗幟鮮明地提倡現實主義。由于兩人當時在左翼文壇的重要地位，加上《現代》雜志在當時的重要影響，“現實主義”這一譯名遂為文壇所接受，成為通行術語。這一譯名的確立，標志著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中國步入新的發展時期。

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強大生命力來源于兩個方面：第一，在處理主觀與客觀的關系上，現實主義要求在表現客觀生活的同時，將作者主觀的思想感情隱含在所表現的現實之中，自然地流露出來；第二，在具體的創作要求上，現實主義要求在保證細節真實的前提下，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兩個方面的規定性使現實主義作家在表現現實生活、塑造形象世界、表達思想感情方面達到了一種和諧，在處理現實與理想、真實與意義、客觀與主觀、個別與一般等的關系方面達到一種辯證的統一。

不過，這種和諧與辯證的統一取決于作家對主客關系的正確處理和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正確理解。對主客關系處理不當，容易走向主客的分裂，造成作家過于偏重客觀或者主觀。而對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解，則牽涉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如果理解不當，也容易造成個別與一般之間的矛盾，形成所謂的個性主義或本質主義。寫實主義實際上是過于走向客觀與個別的一面，新寫實主義則是過于走向主觀與一般的一面。“現實主義”譯名確立后，這些偏差并沒自動消失，過于偏重客觀一面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新寫實小說。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強調寫實，注重還原現實生活的原生形態，強調對現實生活中平常瑣事的描寫，反對作家意識對作品的干預，不注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與20世紀初的寫實主義相似，是另一種形式的對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偏離。

重返現實主義的源頭

要避免上述理論與實踐上的偏差，還得回到現實主義的源頭——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上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現實主義時，反復強調了四個方面的思想：第一，現實主義既要注重細節的真實，也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第二，現實主義的主要目的在于表現現實，而不是表達作者的思想。一部作品只要真實地描寫了現實，使讀者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永恒性產生懷疑，“那么，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時并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第三，作者的主觀思想不能以直接的方式在作品中表現出來，而應通過場面與情節自然地流露出來。馬克思曾批評拉薩爾，認為他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要求他“更加莎士比亞化”，“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樸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最樸素的形式”也就是形象的方式，要將思想隱含在形象中，通過形象表現出來。第四，在作者的主觀思想與客觀現實發生矛盾時，主觀必須服從客觀。恩格斯贊揚巴爾扎克能夠拋開自己的政治偏見，描寫圣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認為這“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大的特點之一”（《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倡導的正是主觀符合客觀、按照客觀現實的本來面貌進行創作的精神。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這些論述，對于我們正確地理解和實踐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正確理解與實踐現實主義，也有助于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健康發展，促進文學的繁榮。表現現實是文學永恒的任務和主題，但對現實的理解、表現現實的方法，卻是多種多樣的。這正是各種創作方法形成的基礎和原因。作為一種創作精神與創作傾向，現實主義是完全開放的。但作為一種創作方法，現實主義卻有著自己特定的規定性。若違反了這些規定性，就有可能造成現實主義的扭曲與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