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三姐》是長春電影制片廠于1961年攝制的故事片，由蘇里執(zhí)導，黃婉秋、劉世龍、夏宗學等人主演，是我國大陸第一部風光音樂故事片。影片根據廣西壯族民間傳說改編，講述了劉三姐以山歌為武器反抗財主莫懷仁的故事。

電影《劉三姐》取材于劉三姐傳說。在廣西，壯、漢、侗、苗、瑤、仫佬、毛南等多個民族都有關于劉三姐的傳說，但一般認為劉三姐傳說是壯族民間文化的代表。歷史上，壯族與鄰近多個民族在文化上相互交融，因此劉三姐傳說融合了多個民族文化元素。傳說中的劉三姐是“歌仙”，這個民間傳說的形象起源于八桂大地上流傳至今的歌圩之風。劉三姐的故事被搬上銀幕后，其形象更是家喻戶曉。

新中國成立后，民間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挖掘和整理，一部分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被改編、拍攝成電影。借助電影這種易于被大眾接受的傳播媒介，優(yōu)秀民間文化遺產被發(fā)揚光大。新中國的文化建設者們深入民間，廣泛挖掘整理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資源。通過對民間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它們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大眾服務。

可以說，“民間文化”從來就不存在原生態(tài)的固定格式，只有與民間生活發(fā)生勾連，才能有效地建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實踐。新中國文藝也正是在深入群眾的過程中，創(chuàng)作出了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人民文藝。

電影《劉三姐》故事結構取自廣西上世紀50年代同名彩調劇，影片主創(chuàng)者將財主莫懷仁與劉三姐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作為矛盾核心。音樂主要取自廣西民間戲曲彩調，曲作家雷振邦又加入了其他民間音樂，成就了這部新中國最著名的“風光音樂片”。在新中國文化生成的語境中，影片的諸多改寫也呼應了文化新形勢，歌仙劉三姐以一個“南方美少女”的形象出現，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新人”形象。

電影《劉三姐》對相關民間文化最重要的改造，是將其中的“歌”賦予了新中國文化實踐的內涵。在影片中，在民間文化里流淌的勞動歌、情歌、歌圩對歌等，以及歌書、傳歌等習俗，都巧妙地變成了電影故事的情節(jié)。于是，“歌”成為戲劇沖突的載體。同時，影片既保留了這些音樂民間文化形象清新自然的風味，又賦予其鮮明的時代精神，使其具有了與時代共呼吸的生命力。

影片中的歌從一開始就超越了“野語村言”，而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化內容，充滿了新中國文化的意識。“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世上千般咱無份，只有山歌屬窮人”“莫講窮，山歌能將海填平，上天能趕烏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影片中的這些山歌不僅內容緊扣新中國文化，連歌圩也變成展現人民力量的“狂歡節(jié)”，成為盛大的文化啟蒙現場。2006年在云南省富寧縣作為重要文化遺產被發(fā)現的壯族“歌書”，其實在這部電影中已經顯露。財主莫懷仁將從村民家中搜來的“歌書”定性為“他們另一套四書五經”。可以說，在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的文化視野里，“歌書”被打上了勞動人民文化的印記。

影片以村民的群像塑造出了富有時代性的“人民”形象，對財主莫老爺和幾個秀才則進行了丑角刻畫，在反映勞動人民勇敢和智慧的同時，也充分體現了民間文藝的活潑與生動。電影的一個高潮段落是莫老爺派幾個秀才與劉三姐“對歌”，妄圖羞辱劉三姐。然而，這個對歌場面卻被劉三姐與村民們變成了一場戲弄財主和秀才的“狂歡”，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把膾炙人口的對歌盡情發(fā)揮。結果，自恃詩書滿腹的秀才們落得受盡嘲笑、顏面盡失的下場。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個電影史上的著名段落對知識與知識分子進行了重新定義，極大地激發(fā)了人民群眾開展文化創(chuàng)作的歷史主體性。

電影的結尾是劉三姐在村民的幫助下，逃出財主家，乘著小舟，與阿牛哥在如畫的漓江上互訴衷腸，他們的情歌在山水間回蕩，劉三姐的形象又回到了民間文藝的“本真”狀態(tài)。“山中只見藤纏樹，世上哪見樹纏藤，青藤要是不纏樹，枉過一春又一春。”純愛故事、漓江風光以及優(yōu)美動人的音樂等元素結合在一起，使得劉三姐的藝術形象在新中國文藝中樹立起來，而這部承載著新中國時代精神的電影也因此至今膾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