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周 第一天

中國 吳承恩 《西游記》

從印度東行至中國，我們以一部從中國西游到印度的小說開場。吳承恩的《西游記》源自七世紀的僧人玄奘的真實游歷，他在中亞和印度游學了十七年。

645年，玄奘終于攜佛經六百余部回到中國，并以余生時光，與同行高僧一道從事梵文經書的翻譯和注疏。奉唐王之命，玄奘法師著成《大唐西域記》一書，記下他的曠世之旅。約千年之后，此書被改編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

這部出版于1592年的鴻篇巨制的作者，通常被認為是明代一位叫吳承恩的下層官吏。在吳氏筆下，玄奘法師（一般稱為“三藏”，意指他所帶回的佛經的三種類別）與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給他安排的四位古怪同伴一起完成了這趟旅程：包括一位改過自新的河妖、一只人形豬、一匹龍變的馬，以及最重要的，一只貧嘴而頑劣的猴子，孫悟空。

這些人一道，組成了某種求經兄弟團（Fellowship of the Sutras，譯者按：名稱模仿《指環王》第一部標題Fellowship of the Ring，《魔戒兄弟團》）。在長達百回的故事中，從飛禽走獸到悍匪流寇到妖魔鬼怪，他們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難，終于到達印度，從如來本人處獲賜真經。

歷史上的玄奘是一位云游僧人，他無視出國禁令，冒險前往印度，而吳承恩則為之添上了儒學要旨。他把唐三藏塑造成了一位忠君之士，正是唐王派他去求取真經。此著開頭和結尾的章節將這個故事置入了十六世紀關于帝國統治和官僚制之發展的政治關懷之中。此外，作為全書主要內容的八十一難里，也加上了煉丹、修仙等民間道教中的常見內容。

如果說玄奘投身于文本分析和精微的哲學論辯，那么吳承恩的敘事則反映了一種對世界的道家的理解：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造物，其意義應當以超越言語的冥想和精神訓練的方式來把握。在故事中，唐三藏和孫悟空曾就《心經》這部重要梵文文本的正確闡釋發生過一次爭論：“猴頭！怎又說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孫悟空堅持自己能解，卻又不發一言。而當八戒和沙僧嘲笑他的無言以對時，唐三藏卻斥責他們。“休要亂說，”他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

小說寫道，如來本人曾見中國地界上，“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兇場，是非惡海。我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為善”。因此，他啟示中國的皇帝派一位云游僧人去取他的“三藏”真經。“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

對《西游記》的讀者而言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去認知這一宗教宇宙論與人類世界的社會政治地理之間的關系。本書的兩位主要的英文譯者——阿瑟·韋利 （Arthur Waley）和余國藩 （Anthony Yu）——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余國藩的四卷本是全譯本，包含了七百四十五首敘評詩。在他長達百頁的導言中，余國藩細述宗教和哲學背景，以將此著理解為一部宗教自修的寓言。準此，孫悟空代表了“心猿”這一佛教概念，它的躁動不安必須被平復與啟悟。

相比之下，阿瑟·韋利在他1943年的譯本中對原著做了改編（就像他早先對《源氏物語》所做的那樣，我們下周將會談到）。他刪掉了幾乎所有的詩歌，并大大縮減了原文，只聚焦在活蹦亂跳無法無天的孫悟空身上，甚至給他的譯本取名為《猴》（The Monkey）。

在韋利的譯本里，小說前七章詳述了孫悟空的神奇起源（他出生在石頭里），并描繪了他如何在煉丹術的神力、以及他自己的毫毛分身術（可化成千百猴軍一同進攻）的加持下，幾乎要成功攻占乃至統治天界。玉皇大帝試圖許以小官收買孫悟空，但他并不滿意。在天庭試圖收服他時，他的話聽上去像是一位強大的叛軍首領，正在測試人間的皇權的底線。“你犯了十惡之罪。”玉帝帳下一位憤怒的官吏斥責孫悟空，“你罪上加罪，豈不知之？”“實有！實有！”孫悟空淡定地回答道，“但如今你怎么？”

遵循同樣的思路，最近的一部中國改編電影將孫悟空塑造成了將要成王的猴子：

官僚制甚至支配著地府。在孫悟空被人領去幽冥界時，他要求冥王屬下官吏在生死簿上找到他的名字，卻發現他不屬于任何一類：“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里，捧出五六簿文書并十類簿子，逐一查看。裸蟲、毛蟲、羽蟲、昆蟲、鱗介之屬，俱無他名。又看到猴屬之類，原來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最終孫悟空在另一個簿子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天產石猴”，并注壽命為三百四十二歲。但孫悟空認定自己已與天同壽，便放手劃去了自己及其麾下猴群的名字。冥府官員嚇得不敢違抗。

神秘主義與政治現實雙線并行貫穿全書。在故事高潮處，唐三藏一行終于到達尋覓已久的印度靈山。在那里，如來佛祖親命二位侍從將他們引至藏經閣挑選佛經，“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大功告成之際，唐僧卻忽視了向侍從們行賄，而后者為了報復，便給唐僧打包了重重的一捆假經書。在回東土的路上，唐僧驚訝地發現經書全都是無字空本。他哭著嘆道：“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么敢見唐王！”他們匆匆返回靈山，卻見如來笑著答道，他早知發生何事，并表示侍者做得對，因為“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不過他也退一步說道：“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譯者按：即有字真經）傳之耳。”語言和知覺抵達了自身的邊界，就像在阿塔爾的《百鳥朝鳳》里那樣，對啟蒙的追尋穿越了迷惘與空無的疆界，鳥群終于見到了一切視界的邊界。

不論是阿瑟·韋利以猴子為中心的簡本還是余國藩蕪雜的百回本，《西游記》都是一部杰作，一部世界文學和世外文學的偉大作品。如果要在歐洲文學里達到類似的效果，我們可能要把但丁的《神曲》百篇和《堂·吉訶德》合并在一起，后者也是關于可笑的歷險的長篇故事，并同樣包含了一位理想主義的主人和他的粗俗侍從之間的各種段子。塞萬提斯于1605年出版了《堂·吉訶德》第一卷，這只比吳承恩的大作出現的1592年晚了沒幾年。盡管這兩位偉大的作家不可能聽說過對方，但他們筆下的英雄，堂·吉訶德和唐三藏，以及二者身邊的桑丘·潘沙和孫悟空，卻可能會如但丁所說的那樣，“在我們人生的中途”，并肩走上一段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