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哈代《無名的裘德》（1895）的主人公，是個拼命學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貧窮石匠。站在斜靠農村谷倉的梯子頂端，他凝望著克里斯敏斯特大學（虛構的牛津大學）閃閃發光的尖頂。裘德發現社會障礙是多么牢不可破，將他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并使他的階級地位永久化。

自17世紀末我們所知的“古典學”學科出現以來，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能為他們十幾歲的孩子（直到19世紀末，只有男孩子）購買全面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所需的閑暇和漫長課程。這套課程可以賦予光榮革命后新統治秩序都認同的一套紳士風度。

但在同一歷史時期，非精英的個人和團體實際上都在不斷嘗試，各顯神通地自我教育。托馬斯·卡萊爾就是一個真實的案例——他自學了古典語言和文學，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處的歷史時刻。

自1957年理查德·霍加特的開創性著作《識字的用途》和R.D.阿爾提克《英語普通讀本》以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的圖書館和檔案、自學成才者的著作和成人教育的年鑒。其中最著名的是大衛·文森特的《面包、知識和自由》和喬納森·羅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知識生活》。而古典學的素材也大量出現在英國工人階級群體的身份建構和心理體驗中。異議學會、非國教主日學校和衛理公會傳教士培訓計劃都鼓勵參與者廣泛閱讀古代史、思想和修辭手冊。相互促進協會、成人學校、機械學院、大學推廣計劃、工人教育協會、工會和早期勞工學院的課程都包含古典學主題。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立法機構對工人受教育要求反應遲緩的情況：直到1870、1880年的《初等教育法》頒布后，13歲以下兒童才能普遍和自由地接受識字和算術方面的基本教育，更不用說接觸古典文化了。

不過，其實很久以前就有另類版的希臘羅馬史。有幾位古代作家，從奴隸和窮人的角度書寫古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像李維，特別是他對共和國早期的闡述，還有普魯塔克。

普魯塔克筆下的梭倫被譽為取消農民欠地主債務的英明領袖；普魯塔克在克拉蘇傳中描繪的斯巴達克斯，在1830年代被視為無產階級和廢奴主義的英雄；愛爾蘭共和主義者、憲章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同樣消耗了許多種格拉古兄弟的生平傳記，提比略和蓋烏斯兄弟倆試圖將土地重新分配給意大利的窮人。在社會主義自由思想家弗雷德里克·古爾德改寫的普魯塔克傳記集《給孩子的普魯塔克》（1906）中，格拉古兄弟也出現在其中。

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敘述更是成為工人階級自學成才內容的核心：一個年輕的礦工，曾是辯論與文學進步協會的成員，1899年遭遇煤礦倒塌事故，死時口袋里揣著修昔底德的譯本，折角頁是伯利克里的葬禮演說。

關于古典教育，爭論的核心一直是閱讀現代語言翻譯的古典文本是否“算數”。到了1720年，戰線已經畫好了。那些不能或不愿為兒子的古典學教育買單的英國人進行了反擊。不需要經年累月埋首文法和字典，就可以親近希臘和羅馬人。約翰·德萊頓和亞歷山大·蒲柏等偉大詩人用母語翻譯了古典作品。

蒲柏的譯本讓更多的工人階級和婦女讀到了荷馬史詩，且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就流入了繁忙的二手書市場，而這些市場正是社會底層讀者經常光顧的地方。

1730年，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震驚地發現，在英國，即使石板匠也會把報紙帶到屋頂上看。石板匠很可能會大聲朗讀一些段落給那些文盲的同事們聽；托馬斯·潘恩的《常識》（1776）也以書面和口頭的形式廣為流傳。

19世紀有許多面向大眾市場的“大眾經典”，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教育者充分利用了它們。1883至1899年間，倫敦工人學院在校長約翰·盧伯克爵士的領導下變得舉國聞名。盧伯克列出了100本對一個工人來說最重要的書，其中古典作家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此外，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和喬治·格羅特的《希臘歷史》，和當時最流行的古代背景小說愛德華·鮑沃爾-李敦《龐貝城的末日》，都在必讀之列。

然而，古典翻譯作品中最突出者，是約瑟夫·馬拉比·登特1906年推出的“人人文庫”系列。登特出生在一個有11個兄弟姐妹的工人階級家庭，受衛理公會的教育。他相信，如果人們閱讀經典作家的作品，世界會變得更好，因此，這種形式必須是工人負擔得起的。人人系列在頭50年里出版了1000種書，其中46本被列為“古典學”。

古典教育絕不僅僅是精英階層的專利，而是工人階級生活中彌足珍貴、鼓舞人心的一部分。希臘和羅馬的“遺產”在個人和政治事業的進步和開明上，都曾發揮重要作用。（編譯自Edith Hall在aeon.co的“人民的經典”，編譯/黎文）